不同年代，茶的功能也不相同，唐人饮茶谈艺术，宋人饮茶重意境，元代饮茶粗犷豪迈，明清讲求修身养性。自古“琴、棋、书、画、诗、酒、茶”则是文人雅士的七件雅事，俗事文化和雅事文化都包含“茶”，由此可见在这雅、俗两个文化层面，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茶文化”泛指与茶相关的文化，包括茶产业、饮茶、品茗、器用、茶事等，其层面除了人文历史哲学，甚至涵盖政治、经济等。以茶文化和政治的关系来说，自中唐以来，历代茶政与饮茶方式都有相关记载与论述。就经济的层面来说，唐代时期社会安定、经济发达，因茶风鼎盛，茶的大量生产、促使贸易消费发展迅速。就文学而言，历代文人对茶推崇备至，以茶做为题材，留给后世人许多有关诗、词、书、画、歌、赋、曲等佳作。从自然现象来看，历代茶文化随着制茶工艺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如茶树品种、栽培、制作、加工等。从历史层面而言，自茶的源起，不论茶叶加工、饮茶方式，以及历代茶事记载，均有长足演变。就茶文化与宗教思想层面来说，儒家的追求的中庸之道，道家的反璞归真、清静无为，主张茶禅一味的佛家，都能与茶文化思想产生共鸣。文化乃人文化成之意，“茶文化”广义的说法：也即是通过茶事而与人类生活经验相关并化成的人文历史累积。狭义的解释则专指与品茗相关的文人生活体验、仪礼及其审美情趣。如茶艺、茶道、茶礼等。

中国传统文化对茶饮的渗透，涉及茶文化的各个领域，加上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融会，让茶文化注入了蓬勃的生命力，九流十家，百家争鸣，释道儒三家并存，深刻地牵动中国历史进程，也影响茶文化的发展。

从历史的演变，可看出各年代有着不同的饮茶文化与审美追求，唐代受陆羽《茶经》影响，品茶谈的是精行俭德，追求的是崇高与朴拙的美学，茶事崭现超然脱俗。宋代斗茶风气盛行，斗茶、行茶令、茶百戏方式多元，千姿百态，有著名目繁多不同特色的茶风，品茶讲究技艺。明代散茶的饮用，茶器多元，文人多追求意趣，超然物外。清代茶馆风气大盛，以市民为主的消费形态逐渐成为风气，茶艺发展更加多元也更崇实。

从茶叶史料来看，三国西晋和南北朝可说是中国茶业文化的发迹。此时除了北方主要是上层社会带动饮茶风气之外，南方茶叶生产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由史籍上关于茶的记载，更可清楚地窥其当时茶叶文化和茶业的样貌，如东晋裴渊《广州记》载：酉平（今广东惠阳县西）县出皐卢，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由此可见两广一带已知饮茶，而且也最先利用皐卢来做茶或伴茶饮用。三国时魏张揖的《广雅》中说：“荆、巴蜀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至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种喝法叫做芼茶，就是所谓的茶粥，源自于荆、巴之间，制作方法是将茶末置于容器之间，以熟汤浇覆，再用葱、姜、橘子杂和为芼羹。

由此可见，最早人们煮茶与煮菜汤无异，饮茶以药用和品茗兼具，先烤再捣，茶末加上葱、姜、橘子作调味煮了喝，因此除了煮、饮茶具之外，又增加了炙、捣和浇汤的工具。可见直到唐代以前饮茶器具与食器是相互混用的。所谓“茶食不分，茶酒不分”，茶具与酒器亦通用，饮茶也可以用酒杯或土碗等饮水具这里的制茶和饮茶，称“荆巴”不用巴蜀，表明此时期荆州一代的茶叶生产和技术，已发展到和巴蜀的水平了。西晋以前，国人还是将“茶”视为一种珍贵的饮料，两晋、南北朝年间，随着茶叶的发展，已逐渐成为意味“俭朴”生活的普通饮品了。《晋书》中记载：吾人采茶煮之，曰茗粥。《广陵耆老传》中提到：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每旦至夕，其器不减。这说明晋代街头已出现卖茶水、茶粥等事，这与现今的茶摊相似，南北朝还有提供喝茶住宿的茶寮，可说是现今茶馆的雏形。

南北朝时期，一开始只有南朝人喝茶，北魏杨衒所撰的《洛阳伽蓝记》中就写了一段南朝人到北魏首都洛阳住，不吃羊肉不喝羊奶，天天吃炖鲫鱼、喝清茶粥茶的记载。当时在南朝一些逃避现实，崇尚清谈的士大夫，习以“品茶赋诗” ，做为平日生活的消遣，茶在南方已是比屋皆饮的饮品了，此时北方还不重视饮茶，朝中出身游牧部落的王公贵族，仍习以乳酪为浆，不屑饮茶，更将茶视为酪奴。有关北方饮茶可靠的史料记载，见于《秦子》和佐思的《娇女诗》，全诗五十六句，其中几句：吴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有姐字惠芳，眉目粲如画。驰鹜翔园林，果下接生摘。贪华风雨中，倏忽数百事。止为荼菽据，吹嘘对鼎䥶。佐思在诗中描写的“止为荼菽据，吹嘘对鼎䥶”一句，细诉两个娇女，对着茶炉炊火急着喝茶的情态，描述得活灵活现。由佐思家中日常的饮茶习惯，可窥见南北朝时期北方已有饮茶习惯。

从文献史料来看中华茶文化的流变，大致可划分为南北朝以前、唐宋时期以及明清以后三大阶段。茶文化兴起于巴蜀，而后渐东移，往长江下游发展，据《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心蒟，园有芳蒻香茗。上贡的茶不是深山野岭的野茶，而是专门有人培植在茶园里的香茗。由此文献可见茶在三千年前的周代时，即有相当的地位。这与《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乎于神农有出入，《神农食时经》为何人所作、何人所写，无从查考，相对之下《华阳国志・巴志》则较具信服力。

古代神农氏茶为药用，西汉以茶为饮，三国以茶为礼，以茶为媒做为情感交流。唐、宋时期上至高官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僧人或常民，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自唐代以来，就逐渐发展出“以茶迎来，以汤送往”的待客习俗，这种习俗在朝廷、官府和民间各阶层普遍流行。在佛教寺院中，也有僧人发展推广的独特饮茶啜汤礼节，且列入清规中加以规范，不仅有“茶礼”同时也有“汤礼”。

唐朝时，茶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之物；到了宋代，茶、药已成为人们日用之物。北宋刘挚就说：“大率师的弟子贽见之礼，茶、药、纸、笔日用之物，皆从来学校常事。”宋代以茶和汤招待客人已经是很普遍，从宋代佚名者所撰《南窗纪谈》一书中，提到“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的风俗上至官府，下至里旅，流行整个社会层面。宋代朱彧《萍洲可谈》说：

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或温或凉，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先公使辽，辽人相见，其俗先点汤，后点茶；至宴会亦先水饮，然后品味以进。

说的是客人来时，以茶示礼，迎接客人，客人坐久了可能会疲累伤元气，所以客人欲离去时奉上汤品待客，体贴客人，以示敬意。“点汤”的另一义则是逐客的意思。点汤原为“客辞敬汤”之礼俗，后来被人引用做为文明逐客的手段。

究竟茶叶这种物品是什么时候开始兴盛的呢？《华阳国志》中记载：周武王伐纣以后，巴蜀等西南小国，曾经将它所生产的茶叶，当作“贡品”送给周武王。这是将茶做为饮料最早的记载，依上述推断距今二千多年，应属西汉时代 。茶为贡品、为祭祀，已知在周武王伐纣时、或者在先秦时就已出现。而茶做为商品，则是在西汉时才出现。西汉辞赋家王褒，在公元前 59 年写《僮约》一文中有两处提到茶，即“脍鱼炰鳌，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茶，杨氏担荷”。烹茶尽具”意思是煎好茶且要备好洁净的茶具，“武扬买荼”就是说要赶到邻县的武阳去买茶叶。提到家僮须在家中煮茶，还须至武阳买茶，这是最早有关茶叶的记载，从茶史研究观点来看，茶叶能够成为商品在市场买卖，说明当时饮茶风俗至少已开始在文人阶层流行，可见西汉时饮茶已相当流行。但《僮约》中前后二处提到茶事：即“烹荼”“买荼”古今有不同的看法，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炰鳌烹荼”中的烹荼是指苦菜，“武阳买荼”指的才是茶。

隋唐时期，饮茶风气已遍及全国。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游牧民族，因喜食肉类和乳制品，茶叶的特性有助奶、肉消化作用，茶叶自然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料。据史籍记载，隋文帝勤于政务，且自奉甚俭，有饮茶习惯，《隋书》中曾记载一怪诞事，一夜隋文帝作噩梦，梦见有一神人将他头骨换了，梦醒后头痛不止，后遇一僧人告知：“山中有茗草，煮而饮之当愈”隋文帝服之果然见效。上行下效饮风跟进，继而有力的推动了国饮，茶便成为当时人们竞相采啜的对象。当时还流传茶赞词：“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说的是辛苦钻研孔子的《春秋》竭尽心力去演绎谶书《河图》，冀出人头地，倒不如有许多好茶喝快活。隋文帝无意间带动了全民的饮茶风气，以帝王之尊而嗜茶，普天之下茶不再被视为“酪奴”，隋文帝可说是为茶文化立下大功。

9 世纪上半叶，茶已经是人们生活中和米、盐一样的必需品了，穆宗长庆元年（821 年）盐铁使王播奏请增加百分之五十茶税时，遭到左拾遗李某上疏反对，理由是：茶为食物，无异盐米，人之所资，远近同俗。可见柴、米、油、盐、酱、醋、茶早已是人类必需品。陆羽《茶经》六之饮中指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闻于鲁周公 52 。从文献来看，茶文化乃兴于唐朝，盛于宋代，融合了中国儒、释，道诸家思想。其形成与唐代的禅学、经济、诗人和贡茶休戚相关。中唐之后，大江南北茶风鼎盛，民间有一说法，不可一日无茶，一日无茶则病，由此可见茶风之盛。

唐代时期，饮茶步骤相当严谨，这些通过陆羽《茶经》丰富的内容便可看出端倪，随着法门寺等处，大量出土文物中的茶具存在，唐代的饮茶方式，便可仿佛历历在目了。由于陆羽《茶经》的奠定，远近倾慕，喜好茶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有了“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之说，书中总结了古人饮茶的经验，罗列茶的栽种、制作、烹茶、等相关物理性的知识，让茶饮内容更加丰富，因而出现了饮茶知“道”，开拓了饮茶生活的精神领域，加上禅教大兴提倡饮茶，认为饮茶有助提神不寐有助修行，饮茶成了寺庙生活习惯，更加影响到民间，促使唐代饮茶风气大盛，茶文化发展受到肯定。

经过隋唐五代的普及洗礼下，加上禅宗的辉煌推动，宋代形成中国式精湛的品茗艺术，有别于煮、煎茶的饮茶方式。宋代宫廷与上层社会的饮茶习惯，基本上沿袭自唐代。随着文风盛行，加上《茶经》的推广使得人们对茶知识益加深入广泛，品茶的艺术，经蔡襄的《茶录》到宋徽宗的《大观茶论》问世，饮茶艺术已臻登峰造极之境。器用制作更细致讲究，植茶技术更是精进，文人将茶元素融入书画诗文的创作，饮茶讲究茶品和饮效，沏茶讲求火候和茶具。此时宋代的饮茶文化可说已经进入了发展的年代。

元代饮茶文化由于蒙古人入主中原，游牧民族豪迈性格饮茶方式，去除繁琐反璞归真，民间流行饮加料散茶，在茶中加入胡桃、松子、芝麻等物饮用，文人墨客则喜清饮。也因民族粗旷豪迈性格，不喜精致儒雅的茶道，故当时无专精茶书论述。 饮茶文化到了明代的著述论作已相当丰富，对于饮茶有了明确的规范和模式，加上明太祖朱元璋下诏“罢造团茶，芽叶进贡”，茶制的改变加上茶器的改良，饮用方式随着散茶流行进入新时代，制茶工序更加简易不再繁杂，饮茶方式也有了不同的诉求和讲究，由于盛行炒青制茶，茶叶由紧压茶改为条形散茶，不再磨成粉末，烹沏煮茶的方式转变成“沸汤点之”，直接将炒青后的散茶加入壶或盏中沏泡饮用。这种品饮方式不仅简便，而且保留了茶叶的清香味及完整性，更有助于人们对喝茶时直接观茶色、茶形、闻香和尝味。可说是饮茶史的一大创举，也为明代饮茶讲究情趣创造了条件。

明代张岱的《陶庵梦忆》中记载：崇祯癸酉，有好事者开茶馆，泉实玉带，茶实雪兰，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实涤，无秽气。其火候，汤厚实有天合之作。文中可见明人对于茶品、水质、器具、沏泡、火候等相当的讲究。明人常饮茶却不多饮，对饮茶用壶，讲究艺术，常品茶玩壶。喝茶时不喜欢人多，重视情境，推崇小壶饮啜，延续至今，这种泡法今日仍为国人所时尚。以文人为主的阶层创造紫砂壶为主的饮茶器具，改变了茶碗的大小，提倡以小杯小壶品饮还有茶盅的使用，文人重雅趣，建构的饮茶空间讲究雅致，花草、盆景、雅石、茶果等更加丰富了茶事，茶道的文艺复兴更加迅速。因此江南文人、隐士争相追逐，茶风益加鼎盛，茶器具有了开创性的发展，在茶文化、茶器史上居有承先启后的关键地位，此时期茶领域更加多采多姿，茶艺文化有了崭新的局面。明代文人讲求趣味人生，追求高雅讲求闲适，可说是茶文化的辉煌年代。

下面按照朝代来分述各朝代的茶文化特点。

一、唐代

唐代是分水岭，皇帝经常赐茶或茶药给大臣，特别是对于请假入觐的官员，以及返乡省亲的大臣，赐给茶药更成形制。有时候也以茶犒赏劳军队，将茶分给将士，以是体恤慰劳之意，为的是茶可以消去戎甲的湿暑之气。唐人也常借着致赠茶、药表示奖励、感谢、慰问、虔敬的心意。

唐代煮茶与煎茶，是其主要品饮方式。使用茶器多以瓷器为主，有所谓南青北白瓷，“青则茶色绿，白则茶色丹”。 唐代饮茶讲究色彩调和，其审美要求，对后来茶道文化具有一定的影响。

1987 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批供奉唐僖宗的金银茶器，对唐代饮茶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印证。也呼应陆羽《茶经—四之器》中的二十四种茶具，连晚唐宫廷的饮茶器具几乎都遵照《茶经》的形制和要求。当时出土的唐代皇室文物茶具完备，大多是镶嵌珍贵的银器，据闻是西安银匠的作品，还有青瓷器具和越州窑特有的秘色瓷，其中的五瓣葵口圈足秘色瓷碗，色泽沉稳、质朴大方，是陆羽视为上品的青瓷茶碗。也证实了陆羽《茶经》中“类玉”、“类银”的比拟，这可能是唐代茶器常见的质材。秘色瓷的“千峰翠色”属青瓷体系。法门寺茶器系属唐僖宗所供纳，彩金银色搭配吉祥图案，制作用料与器型设计，最能反映唐代晚期工艺水平，唐代的饼茶有方形和圆形，煮饮时，先将饼茶炙烤，待其晾凉后，以茶盏研碾成末，因此茶碾也成为茶器中不可或缺的器用。唐代皇室多崭现贵气的鎏金茶器，廖宝秀在故宫茶话一书提到:“法门寺出土地茶碾及其他鎏金茶具，均为皇室进奉之物，制作精巧，纹饰线条流畅，反映了唐代工中金银器作坊‘文思院’高超的工艺技巧，尽管陆羽在《茶经》中主张茶碾以橘木制作者为佳，其次是用梨、桑、桐、柘木为之，然而唐代皇室、贵族、文人却喜爱用金银或玉等制品。”可见当时唐代皇室饮茶多用金属器及稀少的秘色瓷、琉璃茶具，一般常民百姓则使用陶瓷茶碗居多。

唐代承袭汉代以降东进南北朝的饮茶文化，陆羽《茶经》的揭橥了唐代饮茶方式，也对茶学、茶事各方面深入探索与宣导，自此，为茶艺类茶道及风雅类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加上在中国儒释道思想的文化影响下，中国茶道文化在唐代形成，唐代时期饮茶行为，显然已从物质需求提升到艺术文化领域。

二、宋代的茶文化

宋代，茶叶在社会生活和经济、文化中日趋重要，茶叶产地逐渐扩大，由于宋辽互市，以茶换取粮货，也使宋代茶叶贸易有了发展。饮茶风尚更是盛行，茶叶已是老少咸宜的嗜好品了。宋代经济繁荣，宋代百姓的茶文化可说是在茶肆中孕育而成的。有“客至则啜茶，客去则啜汤”的习俗，客人上门时奉上一碗茶，离去时要送上一盏汤，所以如要遣走客人，便可送上汤明示，客人想离去时亦可索汤暗示。

宋代饮茶以团茶、片茶（末茶）为主，《宋史・食货志》记载：片茶蒸造，实卷，模中串之，惟建茶则既蒸而研，编竹为格，焙室中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茶主要产地多以以东南、四川为主。御用茶、龙凤团茶以福建建安所产的最佳。此时期饮茶风气盛行于宫廷中，宋仁宗、宋神宗、宋徽宗皆是喜爱饮茶。宋徽宗先将茶蒸焙再研磨，将碾成粉状的茶末与沸水混和，再用竹帚回环搅拌成，调成沫饽丰富的茶汤，以提升茶的风味。日本人将此作法融入茶道，这个使用的竹帚称为茶筅，也即现今抹茶道使用的工具。所谓上有所好，下有所从，宋代饮茶时尚一时蔚然成风，宋徽宗政和至宣和年间，皇帝曾经下诏北苑官焙，制造精品贡茶。宋徽宗对饮茶艺术有其独到见解，著有生产、制茶的《大观茶论》、对于烹制和品质各方面都有较详尽的论述，从而推动了茶宴之风行，使饮茶风俗更加迅速普及于常民。

宋代文人雅士流行“分茶”游戏，诗人李清照便是个中高手，所谓“分茶”又称“茶百戏”、“水丹青”或“戏汤”，具体操作的方式是；煮茶时，待茶汤上浮细末如乳，就用箸或匙搅动，使茶汤波纹变幻出各种各样的形状。宋代茶文化的发展延续了唐代美学，并付诸实践。

宋代文人对茶的自然属性即有深入的体认，北宋文学家吴淑在《茶赋》中便提到：“夫其涤烦疗渴，换骨轻身，茶荈之利，其功若神。”足见宋人对饮茶的环境很讲究, 要求有楼台、谧室、明窗、曲江、松风竹月等。饮茶人也各有追求，清谈把卷之时，品茗赏饮，与茶品相融相得。饮酒要有酒伴, 品茗亦须茶伴, 酒逢知已，茶遇同趣，若有佳茗而共饮非其人，若是其人而未识真趣，也是扫兴。可见宋人强调品茗不仅注重环境，而且也慎选茶客。欧阳修在《尝新茶呈圣俞》中，也对品茶做了审美描述，他说：“泉甘器洁天色好，坐中拣择客亦嘉。新香嫩色如始造，不似来远从天涯，停匙侧盏是试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品茶须要“茶新”、“水甘”、“器洁”、“天朗”、“客嘉”五美，这是讲究品茗意境的最佳组合。

宋代品茶还有“三不点”法则，对品茶环境有更具体的要求，也就是“泉水不甘不点茶”，“茶具不洁不点茶”，“客人不雅不点茶”。显然宋人点茶已相当讲究。宋代茶饮是以饼茶为主，“末茶点冲法”为饮用方式，需先将饼茶碾磨成末，再用“罗”筛过，呈细茶粉，茶粉放入茶盏中，以汤瓶点注沸水，并用茶筅（帚）将茶粉与沸水快速搅匀，汤成而后啜饮。

三、元代

元代可说是宋到明的过渡时期，因开放西北方茶市，饮茶风气逐渐遍及边疆少数民族，对茶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将“茶”推广到四大汗国领域，北达俄国，西抵波斯帝国及地中海以东的国家。新疆、西藏、蒙古等游牧民族，对茶也有相当的喜好程度，因饮食习惯喜食肉类，而“茶”有助消食，故将茶视为不可或缺的饮料。元代散曲中的茶礼、茶俗描写，多是沿袭唐宋茶文化而来，元代王祯《农书》云：“夫茶，灵草也。种之则利博，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阙。诚生民日用之所资，国家课利之一助也。”

元代茶的生产基本上是沿袭宋制，茶叶加工方法有所改革，茶叶由紧压团茶改为条形散茶。散茶的制作方法有蒸青、炒青方式，都是唐代就有的工艺，大多是民间日常饮用。这应与元代统治者阶级的粗犷豪迈性格，使茶从唐宋时期讲究华丽雅致中，回归自然简朴原始，对中国饮茶风俗与习惯有了不同的思维，在茶文化的发展上可说是一个转折的阶段，一种通俗饮茶方式的发展。饮茶方式和文化也随之出现新气象，直接将散茶投入盏中冲泡饮用，这种冲泡方式不但制作工序简易，更能保留茶叶本质不被破坏，保留其清香味，这是中国饮茶史上的一大创举，但此时尚未普及。

元代外族统治中国不足百年，此时期饮茶，主要是因饮食习惯喜食肉、奶制品茶用来调节生理需求，文化精神层面较少，游牧民族粗旷豪放性格，对于繁琐的茶道不感兴趣，故无产生茶学专书，虽无茶事专书，但在散曲里常提到茶具，皆表现出与元代茶文化相结合的气息，从许多元曲中可看到有关茶文化十分丰富的内容，主要多是体现游牧民族奔放自由的文化气息。对于不热衷仕途或无缘为官宦的文人雅士来说，茶不仅带给人们生理上的享受，更是融入精神文化生活中。元代可说是中国饮茶风俗发展的重要时期，不仅改变国人的饮食结构，让蒙古统治者的物质生活更加丰富，对社会经济来说，有了新产业，对汉人的精神生活来说，文学、艺术、宗教、礼俗，也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四、明清代

明代历经唐、宋、元的孕育，在艺术与形式已到达高水平。明清文人注重怡情养性，以闲赏安乐为主，悦心养性、好古敏求、茶人对品茗意境审美涵养，较之唐宋更为讲究，有所谓“独啜曰幽，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意思是说独自品茶可以体会茶的神韵，二人对饮可进入茶的优美情境，三四人品茶可领会

饮茶的乐趣，五六人饮茶，情趣便大打折扣，泛泛而罢了，七八个人只能算是一起喝茶，算是施舍茶水罢了，对讲求情趣的明代人而言，品茶是不宜多人的，人多必然喧闹，品茶的雅趣也会消失殆尽。唐代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云：“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文中刻画出文人的“独品得神”高远境界。在狭小的破柴屋中，尽管贫苦仍能保有高尚情怀。人们喜欢喝茶，重视的是追求精神感官的享受，藉以陶冶性情，这种文化的传承，至今更多人把饮茶当作一种修养生息的生活方式。

明、清时期的茶文化，因受到制茶方式的改变，品茗的仪式及茶器具形制需求相对有所变动，除了延续唐宋点茶、斗茶的趣味性之外，更强调茶叶的本质、茶的原始香气，追求的是茶饮的清明之气，相对于茶道精神，在品茗乐趣中，更为提升人格涵养。明代紫砂茶具因饮茶方式采瀹泡法后，更加受到嗜茶者喜爱，带动茶具的推陈出

新，其形制和素材，为迎合当时社会所追求的色泽淡雅、朴拙、自然、温润、雅致的优美小品之需要，紫砂壶艺术成为时代的产物。时代的审美情趣影响其造型及纹饰，紫砂壶的发展和演变，由粗趋简、由简趋繁，进而追求反璞归真，可见明代茶饮丰硕的文化写照。因小壶渐呈瀹泡方式，有别于唐宋的盏碗，因而发展出更多不同风潮的茶饮形式、美学。明陈洪绶《隐居十六观之十二谱泉》图中隐士手执白瓷高足杯品茗，旁备煮水单柄壶及三足茶炉，以大型宜兴茶壶冲泡品茗，正印证明代人所谓一人品茶得神的意境，茶人、茶事、茶客形成茶道关系，自酌品茗时，主人自己也是茶客，语默动静之际，与自己内心对话，进行人与茶的清明开展。庄子曾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一个人孤独的与天地精神对话，李白在《月下独白》也说：“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由此可见明人是懂得独酌品茗情趣的。

以茶入画是明代文人在茶文化艺术中的一大特色，尤其以吴门四家是明代茶画中最具代表性，画作多以茶事活动为题材，追求品茗意境，文人雅士在茶画中留下了珍贵的茶事活动。明代罗凛在《茶解‧煮茶》中如此写道：“山堂夜坐，汲泉煮茗。至水火相战，听松涛倾泻入杯，云光灩潋，此时幽趣，未易与俗人言。”夜坐、煮茗、听涛、云光潋滟，更道出了明代文人清新脱俗，闲来一杯茶的悠然雅趣。

明代的礼俗文化中，“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茶性不可移和种茶必下籽引出了“茶礼”，许多少数民族或汉族，有“以茶为聘”的礼俗，婚丧喜庆都也都少不了茶，古人认为茶树不可移植，所以结婚以茶为礼，寓意坚贞，称之“下茶”。明许次纾《茶疏》曰：茶不移本，植必子生，古人结婚，必以茶为礼，取其不移植子之意也。今人犹其名礼曰下茶。南中夷人订亲，必不可无，但有多寡，礼失而求诸野，今求之夷矣。茶树只能以种子栽种，无法嫁接移栽，一旦移植就会枯死，婚姻是要求忠贞不渝以及婚后多子多孙，符合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取其不移置子之意，明代郎英在《七修类稿》中写道：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又聘以茶为礼者，见其“从一”之义。

明代皇室更以焚茶来祭祀祖先，民间香案上，也有供俸茶壶的习俗。明代朱元璋时期便有茶专门祭祀的记载，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中记载：我朝太祖皇帝喜顾渚茶，今订制，岁贡止三十二斤，清明年（前）二日，县官亲诣采造，进南京奉先殿焚香而已。明代迁都北京后，宜兴和长兴每年都要向北京进贡茶叶，于清明前两天，需进贡二、三十斤茶叶至南京，在清明节当天供奉先殿祭祀时焚化。

明代中期，瓷茶壶与紫砂壶崛起，茶杯的色泽不再是茶人唯一取向，更转向茶壶的追求。入清以后，陶瓷茶具在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备受爱好，而有了辉煌的发展年代，所谓“景瓷宜陶”，就是说当时景德镇的瓷器与江苏宜兴的紫砂陶器为最佳茶器具，完全改变过去以金银茶具为贵的观点。江苏宜兴一代用五色陶土烧制紫砂茶具，更创新加入斗彩、印花、雕花等元素融入茶器中。清人郑燮亲自在一把紫砂提梁壶上题道：嘴尖肚大耳偏高，才免饥寒便自豪，量小不堪容大物，两三吋水起波涛。 73 当时许多文人雅士莫不以诗句来咏茶器。清代，饮茶风气盛况空前，送礼、交际、庆典、养生都离不开茶，茶在人们生活早已占有重要地位。晚清时期，茶叶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是行走世界的通行证，更是全球化贸易最贯彻的物质。茶运与国运更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连性，当时中国可说是借由茶叶贸易兴盛而起的。此时中国茶饮不但遍及欧洲，更传到美洲新大陆。清代政治因处于封建末期，茶饮习俗具有传承文化发扬历史的特质，更兼具时代性。清代茶文化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其茶叶冲泡方式的艺术性和茶具的独特性，由于品饮方式不断创新，新颖的茶具也陆续涌现，加上茶馆林立作为平民活动的场所，饮茶风气也从贵族和文人普及到常民，品茶摆脱了贵族气息与书卷气，真正踏入常民文化之中。

前面稍微提到品茶方式的不同，下面具体来展开介绍。《茶解・品》中说“茶须徐啜，若一吸而尽，连进数杯，全不辨味，何异佣作。”要辨别茶滋味须慢慢品啜，而不是一饮而尽，那便失去品茶的意义。明人陆树声在《茶寮记》中煎茶七类提到：煎茶非漫浪，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故其法每传于高流隐逸，有云霞泉石磊块胸次者。品茶本是一种意境，只有茶品、人品相得益彰，才能达到茶人合一的境界。品茶的最终目的是让生活节奏步调放慢，体现出优雅闲适的生活，品的是心静、是人生，由一杯茶汤中观察叶的沉浮，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浅酌慢品，喝茶的人内心是内敛低调的，越喝越清明，水是沸的心却是静的。苏轼《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中用“佳人”喻“佳茗”，茶性与人品相互呼应、互相彰显，茶人所追求的，与陆羽所强调的精行俭德风范不言而喻。当茶的元素融入了文化、艺术，表达了情感、精神，进入更深的境界，品茶就成了一种生活艺术，我们还是依次来看各个朝代的情况：

一、 唐人烹茶与煎茶

煮茶法历史源远流长，源自于茶的食用与药用，古代茶的食用以鲜叶或干叶煮成羹汤而饮，通常加盐调味，或是药用以鲜叶或干叶，加入姜、桂枝、橘皮等熬煮，汉代王褒《僮约》中的《烹荼尽具》、《武阳买茶》的记载，可说明当时是以煮茶法饮用。唐代茶叶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四种。陆羽称没有经过精细加工的茶叶饮法是为“淹茶”。而他所提倡的“煎茶”用的是饼茶，饼茶须经炙、碾、罗三道工序，将茶饼加工成细末状的颗粒茶末，再进行煎茶，加工精细，饮法考究，其中提到必浑而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意指这种宛若喝药汤的煮茶方式已遭偋弃，改成“细煎慢饮”的方式，目的是使品茗者能从煎到饮的过程中，达到澄心静虑畅心怡情的境界。

西晋代杜育《荈赋》中有段写道：“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岷江位于中国四川中部是长江水量最大的支流，故推测煮茶法应属巴蜀之人，时间应于西汉末年以后。陆羽“茶经”中引用 《荈赋》中“焕如积雪，晔若春敷”描述茶煎成时的状态，可见陆羽式煎茶是萌芽于西晋。唐代以前无煮茶专用器具，茶器与食器往往混用，煮茶器具主要有锅、釜、鼎之类。直到唐代以后才有了釜、鍑、铛、铫、风炉、壶、罐、盏、瓢、杓等煮茶专用器具，茶器以青瓷为上。

二、宋人点茶与斗茶

宋人饮茶可说是“饮不厌精，器不厌细”。宋代的点茶流程比唐代煎茶方式更加复杂，包括：炙茶、碾罗、候汤、熁盏、点茶、击拂等有一套程序，饮茶习惯由烹煮改为点注，改用敞口小足、胎壁厚实的茶盏饮用，茶汤色泽为白色。宋代有斗茶，那是具备艺术性、竞技性、娱乐性的评茶活动，它讲究茶质要佳、茶色贵白，茶香贵真、茶味贵甘、茶盏宜黑、泉水宜净宜洁，每道技艺工序都富有艺术的韵味。

蔡襄对于“点茶”之法明确地表示：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少茶多，则粥面聚。钞茶一钱七，先注汤调令极匀，又添注入，环回击拂，汤上盏可四分则止。视其面色鲜白，著盏无水痕为绝佳。说的是茶叶与茶汤要适宜，点泡出来的茶汤沫饽才会均匀。点泡时茶末要调匀，添加沸水，环回击拂，沫饽才会出现鲜白色，浮出的泡沫，贴近茶盏时，要没有水痕才是出色的点泡。而斗茶就是点泡比赛，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因崇尚这种击浮起末的饮茶方式，选用的茶盌也就与唐代青瓷不同，而是以建安的黑瓷为上品。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也推崇建州窑的兔毫盏，其中便明确指出：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

点茶法可说是古代茶艺的代表，是两宋饮茶的主流形式，曾传播到日本、韩国，日本的抹茶道是宋代煎茶道演进而来，也影响着韩国的茶礼。点茶法源于煎茶法，可说是煎茶法的改革，当代老茶人周渝认为北宋末茶，和日本抹茶道是两个概念，北宋喝法喝的是精华，不要渣滓，日本却要喝渣滓，陆羽讲沫饽是好东西，茶末磨得越细，沫越多，茶越优。周渝在《听周渝说老茶》文中解释并示范点茶说：茶瓶入水要宽，出水嘴要窄，冲力才强劲。点茶过程中手轻筅重，像弹钢琴，指绕腕旋，上下透彻是说打茶汤，疏星皎月，灿然而生，常注常止表里动彻。煎茶法是以鍑、或铛、或铫，待水二沸时下茶末，三沸时煎茶便完成，然后以瓢舀至碗中品茗，是以沸水入茶，点茶法是以沸水点茶，由于水温较低，茶末需较细，中国饮茶向来注重品茶技艺，但最讲究于品茶的则非宋代莫属了，宋代品茶之风大盛，将晚唐的斗茶之风推到极致，因此斗茶也称茗战。

宋苏轼在《试院煎茶》歌中写到，蟹眼过后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道出茶饮与潇洒、闲适的生活态度。宋《延福宫曲宴记》详细纪录一场君臣茶事，癸巳日宋徽宗宴请亲王进臣，在延福宫以建安的北院团茶，亲自表演注汤、分茶的技巧。所谓分茶是在点茶过程中，运用注水、茶筅及击拂的技巧，使茶汤表面呈现似文字、似星月、似云朵、似花卉、似飞鸟的图像。宋代点茶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据说宋徽宗是点茶高手，根据目前史料考证，唯有分茶能够用茶和水做为原料，在茶中形成文字与图像，给人赏心悦目的感受，极具欣赏和表现张力，有别于一般茶艺表演，分茶可说是当代独树一格的文化遗产。分茶是一种技艺，用沸水冲茶乳幻化成图形或文字，即是分茶。宋代陆树声《茶寮记》中《茶百戏》：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汤运七，别施妙绝，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茶百戏。

宋代品茗以点茶方式行之，是一种精致的品茗方式，传世的诗词字画，留下供今人品味玩赏的宋代吃茶法极具玩味想像。以茶会友的礼俗，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宾主之间的交流更加融洽和乐。

三、 元人叶茶瀹泡——折衷过度的饮茶方式

元人饮茶，历经唐、宋两代高峰，斗茶之风至元代式微，当时兴起叶茶瀹泡的饮茶方式，这种饮茶方式更快速、简洁，因此瓷壶在元代大量出现，盏托、盖碗、茶叶罐、小瓷杯等茶器具的形制逐渐完备。元代可说是饮茶文化的过渡折衷期，虽然历时短暂，但在饮茶史上，也有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元代制茶逐渐发展为散茶、末茶为主。元代王桢在《农书・卷十・百谷谱》中，具体记载了元代蒸青散茶的制作工序，书中写道：采讫，以甑微蒸，生熟得所。蒸，用筐箔薄摊，乘湿揉之，入焙，匀布，火焙令干，勿使焦，编竹为焙，裹蒻覆之，以收火气。这种蒸青散叶的制造工艺，和现代的蒸青绿茶工艺相似。唐、宋时期人们饮茶时加入葱、姜、盐等混煮的习惯，在元代逐渐被人们舍弃，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简单的清饮方式。

元代忽思慧（生卒年不详）编撰一部宫廷饮食专书《饮膳正要》，书中可见各种花样的加味茶，如枸杞茶，是以茶末加入枸杞入酥油搅拌调匀；玉磨茶，则以上等紫笋茶五十斤筛筒洗净，苏门炒米五十斤筛筒洗净，入玉磨内一同搅拌和匀，磨之成茶，这是元代宫廷的一种高级酥油茶；另有一种将茶末加入酥油搅拌，以沸水冲泡，称酥签茶。这类饮茶方式，在契丹、女真、蒙古统治过的北方地区流传至今。元代宫廷中盛行奶茶，《饮膳正要》中记载：以牛奶和武夷御茶或湖州贡茶一 同炒成的佐料茶，类似今日的奶茶。蒙古草原人的奶茶以砖茶（团茶）做原料，先将团茶用刀解块，放入石臼中捣碎，以文火在锅中熬煮，到一定程度再放入鲜奶和少量的盐调味，便可舀至碗中饮用。

由宋入元，因团饼茶的制作工序成本太高，其加工过程中违背了自然属性，破坏茶质本身的营养价值，因此团饼茶开始式微。宋代北苑团茶是送皇室的贡茶，制作工艺较唐代更加精细得多，从采摘、蒸茶、榨茶、研茶、到制茶、烘焙、工序繁复，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大榨小榨将茶汁榨干，实违背了茶叶的自然属性。

另一种通俗饮茶方式，是以散茶冲泡。散茶的制作有蒸青、炒青的工序，是唐代就有的工艺，做为民间日常饮用。元代茶具总体来说并无新的发展，可说是茶器文化发展史的停滞期。当时也有采用点茶法饮用的，更多的是使用沸水直接冲泡。这种直接将散茶以沸水冲泡的方法，渐渐地取代了以饼茶研磨饮用的点茶法和煎茶法。也因此唐宋流行的茶具不再盛行，新的茶具青花瓷跟着出现。

元代在游牧征战的世代中，品茗折衷前人经验，兼容并蓄。由于蒙古人的征服统治，元代饮茶文化较无具体出色的形式，史上称为过渡时期，可说是末茶、叶茶兼而有之的年代。元代末茶的茶器大多沿袭宋代，因文献、实物资料均不足以论证饮茶方式，故一般鲜少论及。然元代历史虽短，有关茶的文献亦不足，做为宋代到明代的过渡期，却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由于蒙古人统治中国 ， 当时北方人饮茶多出于地理环境和生理需求，文化上对于品茶煮茗之事兴致不大，加上汉人面对家国破碎、异族入侵，亦无心风雅茶事，仅只是通过饮茶表现自己高风亮节的情怀，然而这两股迥异的思维相互碰撞，却促使了饮茶风尚走向简约、日常、反璞归真的方向。原本对茶只是生理物质需求的蒙古人，入主中原后逐渐接受茶文化的薰陶，蒙古贵族开始崇尚饮茶，也促进了茶业的生产。元代开始出现散茶，其中饼茶主要为皇室宫廷所用，民间多以散茶为主，就此元人的饮茶方式改变了，斗茶之风式微。跟着另一种新的饮茶方式—叶茶瀹泡法出现，由于这种饮茶方式更为简洁便利，易于接受，对于明、清两代饮茶文化有着深大的影响。

四、明代瀹泡散茶——撮泡与壶泡

元代散茶兴起之后，其瀹泡叶茶的简洁便利方法，直接影响了明、清两代，明代饮茶方式。明代宫廷甚至罢黜龙团改喝散茶。明太祖朱元璋下诏改革，“罢造龙团”，改以芽茶入贡，民间从此便以制造散茶为主，这对芽茶制作工艺的精进，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作用。此时明代的饮茶风尚有了划时代的变革。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详细记载了明代散茶的制造过程，其炒青方法，不仅使茶色如翡翠般气味清新宜人，更保留了茶叶的自然特性，也省略的唐宋以来制作饼茶的繁琐工序。明代人尝到了如此天然纯粹的茶香，对饼茶饮法颇不以为然，散茶自然而然地取而代之，自此茶叶的加工方法益加简化，品饮的方式也逐渐精简。现今受大家所喜爱的铁观音、龙井、岩茶等，就是这个时期开始发展起来的。此时宋、元的斗茶之风也逐渐衰退，制作工序繁琐的团茶被散茶所取代。饮茶方式从唐的煮茶宋的点茶一路发展下来，至此已改为沸水瀹泡的简易冲泡方式。

明代因罢废团茶改变了人们的饮用方式，如今叶茶瀹泡已成为人们饮茶的主流，明人田艺蘅在《煮泉小品》中即谈到：“芽茶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亦更近自然。且断烟火气耳。况作人手器不洁，火侯失宜，皆能损其香也。生晒茶瀹之瓯中，则枪旗舒畅，青翠鲜明，方为可爱”说明生晒芽茶在茶瓯中冲泡，可使芽叶舒展、青翠鲜明。这种以茶叶置入茶瓯、以沸水冲泡的方式，称为“撮泡法”，另一种将茶叶放入茶壶内以沸水冲泡称为“壶泡法”，二者皆以沸水瀹泡。壶泡应始于明代万历年间宜兴紫砂壶的兴起，紫砂壶的形制、砂质特性带动了明代的壶泡茶饮方式。这是明清以来主导性的饮茶方法，延续至今蓬勃依然不减当年。

五、清代——功夫茶饮

明末清初中国潮、汕一带，掀起了另一不同品饮方式“功夫茶”，品饮多为瀹泡方式、使用器皿十分讲究，潮汕炉（烧水炭炉）、玉书煨（烧水壶）、孟臣壶（泡茶壶）、若琛杯（品饮杯）号称茶室四宝。吴骞在《桃溪客话》中写道：“阳羡名壶，自明季始盛，上者与金玉同价。”功夫茶讲求茶具器皿的精致、以及冲泡流程的仪轨，加上闲适雅致的泡茶态度。有清一代随着福建茶业的移植，福建、潮州的移民，连带地将当地流行的“功夫茶”及“功夫四宝”引入台湾及其他东南亚华人地区，从此功夫茶饮离开原乡，在各地开枝散叶。

清代品茗风俗基本上与明代相似，茶器如“功夫茶饮”的紫砂壶、若琛杯等，基本上是明代的延续发展，茶叶主要来自于沿海的福州、漳州、泉州一带。品茗讲究茶叶及杯、壶等茶器，承袭了闽南地区的传统风俗。

清代文人雅士品茶玩壶，讲究泡茶技巧，追求品茗意境和情趣，《潮嘉风月记》中说道：功夫茶需用细炭，初沸时，连壶带碗泼浇，斟而细呷之，其茶汤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同时也提到：壶小香不涣散，味不耽搁，泼茶需用小壶为宜。因为小壶密合度高，茶香聚全，壶小搭配的瓯也不宜过大，避免香味涣散。对应传统功夫茶小壶，功夫茶也讲究薄瓷小杯，翁辉东在《潮州茶经・功夫茶》中说：“精美小杯，径不及寸，建窑白瓷制者，质薄如纸，色洁如玉，盖不薄则不能起香，不洁则不能衬色。”内壁素净如牙白色的小瓷杯，可将茶汤色泽衬托的更清亮，薄瓷能益使茶的香气更加清扬。清代文人如此爱壶，追逐功夫茶饮，倒也造成“景瓷宜陶”大风潮，景瓷宜陶分别来自江苏省的宜兴紫砂壶，以及江西省景德镇的瓷器，蔚为当时品茗必备用器。清时紫砂茶壶为何风靡品茗爱好者，在《阳羡砂壶图考》序言中如此写到：

茗壶为日常必须之品 ，阳羡砂制，端宜瀹茗，无铜锡之败味，无金银之奢靡，而善蕴茗香，适于实用，一也。名工代出，探古所奇…匠心独运，韵致怡人，几案陈之，令人意远，二也。历代文人或撰壶铭，或书款识…，每出匠工之手，向鲜文翰可观，乏斯雅趣，三也。

阳羡紫砂壶实用而不败味、且韵致怡人、又富雅趣，有此三大特性，可见紫砂壶何以从明至今始终持盛不衰。紫砂壶受到人们的珍视喜爱，就在于它具有与散茶相融的物理特性，不但实用且富于文人喜爱的韵致和雅趣。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饮茶方式的演变也同样带来了茶具的变迁。唐代茶汤以色绿为佳，故推崇越州窑的青色茶器，茶碗与茶汤彼此衬托，相得益彰，越州青瓷碗有侈口、斜壁、浅底等形制，实用重于奢华，乃品赏茶饮之上品。陆羽对茶器的品鉴，主在于是否适宜品茗，映照茶汤的色泽美感是否应衬，着眼的是饮茶的整体美感，包括茶汤的口感与茶具的色调，味觉与视觉的审美统一。

文献上对于越窑的记载是：像玉器般瓷色温润类冰，且釉色青绿，能衬出碧绿的茶汤，像大自然般，有如“千峰翠色”。陆羽《茶经》云：碗，越州上，鼎洲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次，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碧，邢不如越三也。陆羽对茶具的审美要求在唐代受到肯定与推崇，陆龟蒙在《秘色越器》一诗就说：“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陆羽认为茶器以青瓷为最，青瓷多为青绿色系，天青为上，是为茶色之美而设，越瓷类冰、类玉，在古代温玉冰清象征君子的操守，“越瓷青而茶色碧”强调越瓷对茶色的益衬效果。日本“茶汤之祖”村田珠光也特别喜爱这种青瓷茶具，迳称之为“珠光青瓷”。

唐代所尚的烹茶方式是碾末烹煮，茶具主要是瓷壶和瓷碗，茶汤呈淡红色，盛于青瓷茶盌中，相映反衬而成高雅之趣。相对于今日用于品评茶叶优劣的茶碗都采纯白，或许是品鉴的需求，毕竟白瓷是最能呈现茶汤本色的，也或许是因制茶工序的不同，所以呈现不同色泽的茶汤。从《茶经》中得知，唐代制作茶饼技术、存放条件、研磨过程，烹煮茶末的方式，茶汤颜色不可能像今日我们所看到保持青绿的茶汤颜色，而是呈现淡红色，从陆羽说的“邢瓷白而茶色丹”，可见唐代的茶烹煮出来的茶汤颜色是丹红色的。陆羽还说：“越州瓷，越瓷皆青，青则益茶”瓷碗只要是青色的，对于茶汤的颜色都是加分的，这就合乎视觉美感与味觉的统一。陆龟蒙在《茶瓯》诗中也说道：“岂如圭璧姿，又有烟岚色，光参筠席上，韵雅金罍侧”，圭璧姿说的是圆形越窑碗；烟岚色说的是碗上的青色釉，有如烟岚一般的朦胧美，光参是说碗壁很薄，可透光，碗壁弹之锵锵有清脆声。表现出唐代对色泽如玉的青色十分喜好。

唐代诗人陆龟蒙在《甫里先生传》的自传中述及家藏数万卷，官不就任，有田百亩，以尧舜为圣人，勉己勤，更有茶书。因此，他被这般形容，曰：此人，视茶荈，置小园鱼顾渚山下，岁入茶租十许，以为围瓯牺之费。因为喜爱喝茶，以茶租折抵茶水费。蔡襄《茶录》论“茶盏”也谈到： 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 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说的是白色的茶汤沫饽，宜用黑盏来相映为佳。建安地区黑盏能衬出茶色白之美，其坯体厚实，熁之，久热难冷，对茶有保温作用。在形制上，建安茶盏多是弇（歛）口式，底小腹身微宽，斗茶时易搅拌，兼具实用与器用的美感。

宋人识茶且善煮茗，提出“瀹茗之乐”，当茶击拂时所生白色汤花，碗面呈现乳花泡沫，以黑盏形成白黑两色对比的衬色。此时青白盏虽不为斗茶行家所用，却是普遍生产，是当时品茗流行用器，宋代景德镇青白瓷的盏托，是典型的茶器。点茶耗费时间较久，所以需要厚实的茶盌，方有保温的效果。唐代视为上品的青瓷、白瓷，于此便不合时宜了。宋代多要求单纯之美，用墨作画，瓷器造形简洁、流畅，瓷器一般多采单色釉，器皿淡雅、内敛，宋代瓷器—“汝”、“钧”“官”、“哥”、“定”窑，其温润色泽，可说是将极简美学发挥到极致。

元代的茶具和宋代基本差异不大，茶壶制作有些微变化，宋代茶壶的壶嘴多在肩部，元朝时大都在腹部，这是元代茶壶与历代茶壶最大的区别。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倒有明显的发展，可说是异峯突起。景德镇瓷器宋代时已展露头角，自元代青花瓷器出现之后，因其青花淡雅滋润，不仅受到国人珍爱，还外销海外，盛名于世。元代青花瓷开始加入了钴料烧制，青花茶具就此从元代末年发展开来，茶具中盏托、盖碗、杯具、茶叶罐的形制，也逐渐完备。

唐代煮茶重视“茶碗”，以青瓷茶碗为上品；宋代“点茶、斗茶”风气盛行，讲究的是茶碗颜色与茶汤颜色的对比，重视茶盏。明清以后因朱元璋罢废团茶，改变了饮茶方式，自此民间流行以直接冲泡“散茶”的方式品饮茶汤，各类茶器如紫砂壶与瓷壶的发展逐渐蓬勃。

自从以壶泡茶的瀹泡方式兴于明代中晚期之后，由于瀹泡散茶既简易且能得茶之真味，茶器主要来自紫砂壶、瓷壶、与茶盏，从此茶壶制作逐渐兴盛，宜兴紫砂壶也跟着发展开来。明代中晚期后，紫砂因其“宜茶性”受到文人墨客及士大夫一致的肯定与推崇，终于超越瓷壶成为茶事要角。明人对紫砂壶的崇尚，几乎到了狂热的地步，视紫砂名壶为至宝，往往贵逾金玉。明人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中提到：

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已远过古人。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此又远过前人处也。陶曷取诸、取其制，以本山土砂能发真茶之色香味。…至名手所作，一壶重不数两，价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世日趋华，抑足感矣。

晚明文震亨《长物志》里提到：茶壶以砂为上，盖既无土气，又无熟汤气。锡壶有赵良壁者亦佳。嘉禾黄锡，价皆最高。紫砂壶泡茶之佳，在于能尽得茶之色香味，因此紫砂壶在明清时期受到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一致推崇，一方面是由于紫砂壶造形美观，风格多样，独树一帜，另一方面是实用性强，紫砂陶烧成后具有双重气孔结构，有极佳的气孔透气性及吸水性高，茶叶在紫砂壶中泡上数日，亦无馊腐之虑，煮茶、泡茶、饮茶，要求器皿急冷急热的性能要好，紫砂壶具备了这些要件。李渔《闲情偶记》也说：茗注莫妙于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

明代万历年间，宜兴紫砂壶的兴起，带动了明代的壶泡法。壶泡法是明清以来主导性的饮茶方法，因叶茶以瀹泡方式饮用，不须研磨击碎，末茶器物自然淘汰，明代宜兴紫砂、朱泥茶壶成为茶器新贵，品茗者更加讲究器物与茶品的关系，认为茶壶大小、好坏，明显影响茶汤之优劣。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提及“壶以砂者为上”，日后被明人视为茶器文化圭臬，同时也更加定型瀹饮方式的风潮。绀黑建盏黜退，以当时瓷盏取而代之，且尚小贵白，与宜样砂器一道进入嗜茶人士的书斋，成为清供之雅品。

《红楼梦》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拢翠庵”，叙述了宝玉、黛玉到拢翠庵品茶情节，妙玉亲手泡茶待客。泡的是老君眉，煮的是陈年梅花雪水，盛器是古代珍玩，如此冲泡出的茶汤自然是醇厚可口，赏心悦目，妙玉在饮茶过程中说；“喝茶，一杯是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驴饮了。”意思是说喝茶时要在“品”字下功夫，要细细品啜，徐徐体察。通过观形、察色、闻香、尝滋味，使饮者在色、香、味、形的情境氛围中得到精神上的享受与陶冶。品茶可说是人们运用审美的概念，对茶叶进行鉴评与欣赏，是一种高洁清雅风尚的体现，也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一种追求。“水为茶之母，器为茶之父”，一杯上好的香茗，需要做到茶、水、火、器四者相配，缺一不可。

《楞严经》中有段对“水大”的描写，曰：水性不定，流息无恒，如执珠盘，对月出水。其性融通，遍周法界，故名为大。 124 水能将茶的最大价值展现出来，好的水与茶在恰当的状态下融合，释放茶的最佳状态，使品饮著感到六根满足、身心愉悦，即所谓水清则茶灵。

苏轼对烹茶亦十分精到，他认为好茶必须配一好水，所谓“精品厌凡泉”，诗《汲江煎茶》中有一佳句：活水还需活水烹，自临钓石取深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为易禁三碗，坐听山城长短更。由诗中的内容及所用器物，应是点茶，而非题目所写的煎茶，这首诗是苏轼谪居海

南儋州时所作，诗人烹茶的水，是汲取江中深又清的活水，古人烹茶极为讲究，诗中水须是有源头、流动的活水，如此才能诱发茶的香气；有火焰的炭火即活火煮水，才不会有烟熏味；要很清、很深的钓石旁；还必须亲自去汲取的水，苏轼深谙煎茶饮茶之道，善感体悟的人格特质，绘影绘声将汲水与分江水情景写的细腻生动，通过细节的描写，实写茶事，虚写心境，将被贬后谪居异乡的心境，表露无遗。

清代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中也提到：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水十分，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茶十分，茶只八分耳，贫人不易致茶，尤难得也。水是茶的色、香、味的载体，茶中的物质表现必须是通过水来实现，可见水直接影响茶汤的品质。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也提及：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古人品水，以金山中泠为第一泉，第二或曰庐山康王谷。古今茗家对于泡茶之水都相当重视，如水源、存水、水清等诸多考虑。

据说宋人王安石一生爱茶，精于验水、品水，晚年患了“痰火之症”，大夫告诉他必得阳羡茶来治愈，并须以以长江三峡中的瞿塘中峡之水烹煮，如此阳羡茶才有效益，于是请托了苏东坡，嘱其途经瞿塘峡之时，代为汲水一瓮，不料苏轼竟忘了此事，下山之后方才想起，便于下峡处汲水取代，王安石饮过茶汤，立即指出汤水来源并非瞿塘中峡之水，因上峡水急，味过浓，下峡水缓，味过淡，唯有中峡水流缓急相间，浓淡得宜，烹煮阳羡茶方显茶性，苏东坡听后不禁大惊失色，既感到惭愧，也更加佩服王安石的品水功力。

茶的疗效可以上溯到神农氏尝百草，遇毒而解之。之后有达摩面壁修行的故事，达摩采摘茶树的叶子煎饮，以维持脑清目明，助其完成九年禅定。《隋史》杂志记载：

茗饮愈脑疾，隋文帝微时，梦神易其脑骨。自尔脑痛，忽遇一僧曰，山中有茗，煮而饮之当愈，帝服之有效，由是天下竞采而饮之。《梦余录》中有一段叙述：

唐大中年间，三都进一僧，年一百三十岁。唐宣宗召见，问僧人是服用了什么仙丹妙药，僧人回答：“我只是喜爱喝茶，每饮用至少百碗，少犹四五十碗。宣宗听后大惊，便赐僧人蜀茶百斤。”

清朝历代帝王喜爱饮茶，因此对贡茶相当重视，在“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茶”的概念下，清代宫廷茶饮对中国茶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历来地方官员每每竭力栽植培育新品种，精进制茶工艺，迎合宫廷需求，逐步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贡茶体系，推动中国茶叶的进步，也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形成今日的大产茶区。如洞庭碧

螺春茶，西湖龙井茶，君山毛尖等。其中碧螺春更传为康熙御赐茶名的贡茶。因此清代宫廷茶饮，也是中国茶文化中重要的一环。清人多饮散茶，清代饮茶与明代大多相似，虽然江南一代品质较高的茶品，绝大部分需进贡朝廷，但民间饮茶和宫廷茶饮差异不大。

清代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由于国势强盛、国库充盈，促使了景德镇官窑的繁荣发展，许多精致茶器应运而生，盛世三代茶具的造形、色釉、胎釉，其精致度可谓历史新高，造就清三代茶风之盛，实与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喜欢品茗有着绝对的影响。

受到清皇室爱茶的激励，御制茶器乍现光华，皇帝御用的茶器至今留存。由于天子爱茶，留下歌咏品茶的诗句，与民间文人雅士品茶情境各富趣味，也开展了日后的功夫茶席。清代宫廷有不少宜兴紫砂胎珐瑯彩茶壶、茶钟、盖碗，等御用茶器。康熙皇帝使用的茶壶、茶碗几乎皆施以珐瑯彩，主要采用景德镇烧制的素白瓷为胎，为达铜胎画珐瑯的施彩效果，以里壁施釉，外壁无釉的反瓷为胎，在胎的外壁施珐瑯彩料，之后入窑烘烧成反瓷，再送至宫廷画师处加上珐瑯彩绘，二次低温烘烧而成。宜兴茶壶及茶叶罐的形制，也对清代宫廷使用的茶器影响极大。

唐宋时期的茶盏，延续创制出清代品茗用器新宠“盖碗”又名“盖盅”，今称“盖杯”。当时颇受宫廷、皇室所钟爱。此茶碗一式三件，下有托，中有碗，上置盖，有三才碗之称，有天盖之、地载之、人育之意涵。道家茶人品茶食，将有托盘的茶杯称“三才杯”，托盘谓地，杯盖谓天，杯子谓人。意思是天大、地大、人更大。以杯子、杯盖、托盘一起端起来品茗，称为“三才合一”。台湾早期制造的盖碗，多半是印有“万寿无疆”的样式，瓷胎略厚，与日本制的盖碗样式微有不同。

茶的奥妙是它融合了古人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概念，茶—是茶树的嫩芽制作而成，生长于土木之中，沉寂于金火，终而复活于水中。明代许次纾《茶疏》中说；茶滋于水，水籍乎器，谒成于火，四者相须，缺一则废。这段论述充分阐明了茶、水、器、火四个要素的辨証关系，水让茶有了温度，茶让器皿有了生命。茶藉水而发，无水不足以论茶事。资深茶人沈武铭以心法传递茶道，认为泡茶时心如果能像水一样柔软，心的柔软可影响沸水的锐利，将沸水释放茶质的优点留下，而缓和了高温对稚嫩茶叶的伤害，这是茶人修为的力量通过心的作用，达到了完美的结果，也造就了文人的品茶审美情味。

中国人饮茶，有喝茶和品茶之分，将饮茶视为一种物质享受与精神陶冶，宋代诗人陆游在诗中写道：细啜襟灵爽，微吟齿舌香，归时更清绝，竹影踏斜阳。对着手中香茗，细细观赏杯中茶汤颜色，轻闻茶的香气，品尝茶中滋味，陶醉享受茶的曼妙意趣，这是古人的品茗意境。明代田艺蘅在《煮泉小品》中也说道：煮茶而饮非其人，犹汲乳泉以灌蒿莸。饮者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乳泉，乃钟乳石上的滴水，甘美而清洌，饮茶若只是一吸而尽，不辨茶味，在田艺蘅看来，就如同以乳泉灌篙莸，那真是罪过。

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和茶友皎然、张骞、陆上修等，在一次品茶行令中组成一首脍炙人口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一开始陆上修说了一句：“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情言。”张骞答曰: “醒酒宜华席，留僧想独园。”李萼接着对曰：“不须攀月桂，何假树庭萱。”……之后皎然说道：“不似春疗醉，何辞绿菽繁。”陆上修马上接着说：“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直到有人对不出，方告一段落。这首联句中，“泛花”、“庭萱”、“素瓷”、“芳气”可以看出这群品茶活动，正在进行欣赏沫花、讲究器具、感受茶香等茶艺活动；六人各自别吟出别出心裁的诗句，以不同的角度描写了月夜饮茶的心境与意境，杯面泛起的白色茶花、聚首的茶席、月光下的茶会、茶的芬芳气味、茶色迷人的碧绿、饮茶的氛围感受，仿佛诗中都飘逸著茶的芬芳，令人有身深入其境的感觉。诗中可见唐代文人在茶会中，宾主相敬、和谐、气氛清闲雅致。看来不论行茶令、斗茶虽在求胜，仍见文人的沉潜细致。陆士修的啜茶联句中的“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情言”，也表达了茶在鍑内翻滚沸腾时、泛起白色水花，正是邀请好友共饮时，花香茶饮，更能引入诗境，增添茶趣。

宋代杜耒:“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诗中以竹炉的火红映衬寒夜，以客来访呼应竹炉的汤沸，将“以茶代酒”的雅趣，“以茶代客”的真性情，描写得淋漓尽致。好友寒夜来访，点起火炉围坐一起，虽没有美酒佳肴，寒夜中啜饮醇香的热茶，一杯香茗在手，不乏是文人雅士聚会时的趣味享受，这种“以茶代酒”的儒雅风习，至今仍令人们神往。道尽中国文化的深刻底蕴，以茶待客，显示了主客之间的亲切温馨，表示了主客对品茗的喜爱，不论梅花不论窗前月，尽在一杯茶饮中。将茶提升到一种含蓄又深情的境界。清代郑清之的诗句中也有“一杯春露暂留客，两腋清风几欲仙”，诗中表达以茶留客的情意，更道出饮茶后飘飘欲仙的感受，中国人自古好茶，不仅客来敬茶，还以茶留客。

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提到：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竞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据宋、明人的文献纪载，斗茶概括有：(一)斗茶品—斗汤色、水要活、茶要新、汤色要鲜红。(二)斗水痕—水痕出现早晚、汤花咬盏时间久者得胜。(三)行茶令—席间吟诗作对较劲。茶令最早出现在唐宋时代，如唐代颜真卿等人的接龙、宋代李清照著名的一问一答，“接龙”可以视为茶令的一种形式，就是以联句续诗的形式，一人一句接下去。

明代《吴门四才子佳话》中有一段四位友人一日结伴同游，酒足饭饱后，至一茶庄饮茶，以品茗为题，各吟一句连成一绝。联句如下：

午后昏然人欲眠（唐伯虎），清茶一口正香甜（祝枝山），茶余或可添诗兴（文征明），好向君前唱一篇（周文宾）。

茶庄老板对此四连联句赞赏有加，祝枝山建议将诗诵于老板，以换取四包好茶，主人欣然允诺，取来四种茶叶，谓之“四贤茶”，从此泰顺茶庄声名远播，成一佳话。伴随著散茶的发展，明初饮茶方式各家分呈，承袭传统也有创新。

明代茶人或有隐逸遁世者，常以山水自娱，追求忘却尘世烦恼，淡雅高洁的品茶意境，饮茶讲求趣味，对茶具茶汤亦皆有所要求，可说是浪漫苏醒的年代，明许次纾

《茶疏》写道：

未曾汲水先备具。必洁必燥，开口以待。盖或仰放，或置瓷盂，勿竟覆之案上，漆器食器，皆能败茶。先握茶手中，俟汤既入壶，随手投茶汤，以盖覆之。三呼吸时，次满倾盂内。重投壶内，用以动荡，香韵兼色不沉滞。更三呼吸顷，以定其浮薄，然后泻以供客。则乳嫩清滑，馥郁鼻端。病可令起，疲可令爽。吟坛发其逸思，谈席涤其玄衿。

文中所说的是茶具的摆放及品茗过程，通过饮茶打开五感，明心见性，修养身心，提升审美意趣，通过五官的舒适感觉，吟诗玄谈抒发灵感。

明屠隆《考槃余事》中提及，明代茶人一向主张：

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修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如法，不时费而兴。能熟习而深味神融心醉，觉与醍醐甘露抗衡，斯善赏鉴者矣！ 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乳泉以

灌嵩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

由此可见明人饮茶时不论对象、烹煮、品味、相当的讲究，讲求闲适、真趣、清赏超越性灵的生活态度。

清代中叶的诗人袁枚是一美食家，他的著作《随缘食单》上有一段他在武夷山与寺僧品饮的记载，寺僧以当地名茶武夷岩茶款待他。食单上写道：

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闻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贴之，果然清香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在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尽得个中三味。

这段话同时也凸显了岩茶的茶性，因其茶气强，滋味醇厚，故而品饮时不宜大口，宜浓不宜淡，所以袁枚诗中说杯要小、壶要小、须慢慢品饮方能释躁平矜。功夫茶俗不但要闻香试味，也要能平矜悦性，连带地也讲究茶具，所谓“功夫茶四宝”，要求的就是茶汤浓郁、饮茶先嗅其味，再品其韵，杯以“若琛”最佳，约在 10 至 20 毫升。根据清代袁枚所言：“余尝尽天下名茶，以武夷山顶所生，冲开白色者为第一。”烹茶需要用到的器物很多，每一器皿都很讲究，但以茶杯最为重要，这也是品茶人最在乎的，是品饮者直接接触的器物。清冒襄在《岕茶汇钞》中提到：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一壶任独饮，方得茶趣，何也？壶小香不涣散，味不耽搁，况茶中香味，不先不后，洽有一时，太早未足，稍迟已过，个中之妙，清心自饮，化而裁之，存乎其人。所以袁枚说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可见袁枚品茶已达至高之境，能够清新自饮，体会杯中茶趣。

品茶文化在明清以后，出现了反璞归真的现象，茶人借由品茶过程，实现精神上的企求，让心灵得以抚慰，像朱权作为明太祖朱元璋十六子，为了“破孤闷”而专注研究茶，避世写了《茶谱》潜心茶道，提出了以茶悟道的观点，认为探究造化，是要从烧水煮茶开始。文征明嗜茶，为人正直，不事权贵，淡泊仕途以茶示决心，赋诗作画，有诗吟：门前尘土三千丈，不到薰炉茗碗旁。可见他以避世为乐，以饮茶为欢的高尚境界，任凭门前车马喧闹，依然淡定的在茶炉边烹茶，品茗自乐。还有张岱的以茶会友，他说：非大风雨至，非至不得已事，必至其家，啜茗焚香，戏谈谑笑，十三年于此。除非刮大风下大雨，十三年来每天造访云谷，显示两人的茶谊根深蒂固。

接下来我们重点来看，所谓禅茶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陆羽在《茶经》提出的“精行俭德”，茶性蕴含着茶德。品茶如同品人，品茗过程除了感官上对色、相、为味的要求，还要提升到心灵的体会和感受，追求一种平静、

恬淡的精神境界，如老子“致虚守静”的养生概念，茶叶自身的药理功效外，以茶养性，求清气长存、延年益寿，所谓，“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借由品茗过程反观自我，体悟到道德，完成自我的超越与坚持。

茶被称为嘉木，是因为茶具有刚强、质朴、清纯和幽静的本性。茶其性洁不可污，茶汤晶莹清澈，清香怡人，给人幽雅的韵致。茶性与茶品，无喧嚣之形，茶性与茶品自然的元素渗透到人们生活领域，延伸到人们的感官精神中，形成一种品格。因此，重德观念的形成，源于茶的自然本性。唐代刘贞亮对茶德有更具体的阐述：以茶散闷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行，以茶可行道。

中国禅宗形成后，僧人因禅修而饮茶，沿袭至今，潜移默化，饮茶成为佛教丛林的佛门规式。中国茶道可说是由禅而兴起，因禅学而成熟，也因禅学而造就出特有文化。唐代怀海禅师制定了《百丈清规》，将坐禅、饮茶列为规式，饮茶开始被纳入佛门清规，之后寺院茶礼逐渐成形，饭后三碗茶就是当时吉州禅寺普遍流行的和尚家风，当时茶与禅的关系已到了《茶禅一味》的境界，茶器美学的概念也渐成气候。直到南宋时期，禅学在整个社会普及流行，也助长了茶禅文化的发展。

《百丈清规》里提到丛林禅茶，由于坐禅易昏沉，所以“皆许其饮茶”。禅教是佛教的一宗，也称禅宗，所谓“禅”也就是“止观”的意思；即通过坐禅入定，求得心

静为“止”，观即是观视内心，对心进行反省观察，进行宗教修养。这种止观禅法，是随着佛教经籍于汉代时传入中国。禅宗初祖菩提达摩，真正成为佛教一宗并流传，是在南北朝时期，盛行于中唐及至五代时期。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日趋腐败，战火连连兵灾不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此时禅宗宣扬“顿悟成佛”，这对遭受安史之乱祸害的人们而言，无非是是最大的精神支柱。

中国最早记载“坐禅用茶”的文献，乃见于《晋书艺术传》，传曰：东晋僧人单道开坐禅、昼夜不卧，日福镇首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夕时，僧人禅修静坐时间长易感疲惫昏沉，饮茶可提神助修。僧人单道开在后赵都城邺城的昭德寺修行时，诵经四十余万言，经常饮茶以提神防睡。陆羽《茶经》《六之饮》：

翼而飞，毛而走，呿而言。此三者俱生于天地间。饮啄以活，饮之时义远矣哉。至若救渴，饮之以浆；蠲忧忿，饮之以酒；荡昏寐，饮之以茶。茯苓之气，时饮茶酥一二升而已。

古代僧人须持过午不食的斋戒，因不作；为了解渴，就要喝水；消愁解闷，就要喝酒；要提神醒脑去睡意，就喝茶。所以说茶不但有止渴作用、也能提神消除睡意、解烦闷，有助于修身养性，对禅修、打坐有很大的助益。

唐代僧人参禅之风盛行，禅宗重视“坐禅修行”，坐禅需摒除杂念，专注于前，所以要求僧人“跏趺而坐”，“过午不食”，而茶可养心提神，促进思考，于是寺院饮茶之风鼎盛，也因此促成了茶禅融合的契机。《百丈清规》中多处述及的“礼茶之法”如：

大众就坐，侍者归中问讯揖坐，进中鑪上下监至外堂烧香，香合安元处，退身当下问讯。上下间外堂问讯了，归中立，鸣钟二下，行茶遍瓶出。复如前问讯中立，鸣钟一下，收盏。

文中所述不仅是象征寺院的仪规，也是内心的修行，百丈禅师怀海制定这些茶礼，将整个僧堂内的茶礼程序，钜细靡遗地描写，从入堂的规矩，烧香礼拜巡堂请众，鸣钟就座，行法事人向圣僧的问讯礼仪等，让僧人遵循礼法。同时，自然而然行道，让禅法落实在如礼的生活中。清规中记载着许多茶在寺院中的使用方式、功能作用和意义，寺院法堂设有两面鼓，东北角设法鼓，西北角设茶鼓，讲座说法擂法鼓，集众饮茶擂茶鼓。禅寺中有设有茶堂，有“茶头”执事一职，专门负责在佛前供茶，供祖师的奠茶仪式，为僧众、信众奉茶等。在丛林禅寺住持上任要举行茶礼，和尚迁挂遗像也有献茶仪式，寺院中有种植茶树，耕种、采制茶叶，都视为佛事。百丈禅师曾开示大众：吃茶、珍重、歇。拟议更思量，知君犹未彻。所谓禅门三诀，以茶悟道是也。由此可见茶和禅林生活是密不可分的。笔者认为这是僧人们结合饮茶、茶仪，内修定慧。在品茶过程中同时实践境修止观，开启五感，眼观察色、耳听水沸、鼻闻茶香、舌品茶味、手触茶感，摄心专注于茶事，调身、调息、调心，进入身心合一的茶禅境界。

茶圣陆羽是佛门弟子，后成为茶圣，也是受了佛门影响。古代僧人悟道、参禅、弘法等，用茶来清新提神，寺院中大都珍藏着许多茶品，其一用来招待施主和宾客，二来供寺僧们念经时饮用。儒家主张以德治天下，道家主张清静无为，这都是养生的关键，在自然恬淡中延续并超越生命，品茶若能达到清心寡欲、淡泊名利，便是最佳的养生之道。茶是苦味之上首，苦味则是诸味之上首，而心脏爱此味，心脏兴则安诸脏。

唐代茶人斐汶在《茶疏》中提及茶的四个特点：性精清、味淡洁、用凡涤、功致和，得之则安，不得则病，饮茶使人的心情平和，消除烦恼。早期达摩的“如是安心”、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融的“心为本”、禅宗如神秀的“极力摄心”马祖道一的“只未了之心是（佛）”、南泉普愿的“平常心是道”，说的都是内在心灵的体悟，并非对外在环境的适应，不为满足物质需求。追求德是精神内在的平衡状态，所提的安心，是指抚慰内心焦虑、紧张、恐惧、困惑的心灵。而茶性精清、味淡洁、用烦涤、功致和，可带领人们提升到空灵美妙的高度，甚至成为安身立命的终极信仰。

明代文人徐柳在《天心禅茶疏》中描绘天心永乐禅寺的茶禅盛事，其中茶膀的蕴意深远，文中书写：借水澄心，疾即茶演法，涤睡眠于九结，破昏致于滞于十缠。……

非关陆羽之家风，压倒赵洲之手段。以致三朝共啜，百辟争尝。使业障惑障烦恼障，即日消除；资戒心定心智慧心。…法是茶，茶是法，尽十方世界是个真心；醒即梦，梦即醒，转八识众生即成正觉。

文人以浪漫手法描述永乐禅寺茶禅交融的动人画面，不露禅字，却将茶禅一味的意境演绎得淋漓尽致。禅宗思想浸染中国思想文化最深，他吸收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使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得以融通，从而对中国茶道核心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禅宗将茶的特质运用于身心养生与心灵的提升，从日常饮茶养生、提神，做为精进坐禅的良方，最终将茶与心相互交融，将茶融入禅的修证中，以茶崭现圆满生命，让茶超越物性的原始意涵，既帮助修行人进入证悟之道，也让人们借由茶开展自身的心灵世界。通过茶进入禅境。禅的精神是悟，茶的灵魂是品，禅是悟，茶是心，如此的养生乃是进入中国茶道的途径，进而能体会茶禅一味的意境。

赵州禅师“平常心是道”的禅法中，被认为最高深的禅道是吃粥、洗钵，以平常心做平常事，是在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中，以平常心行事对待，而不刻意修行禅法，便是“道”。喝茶也是如此，茶圣千利休在《南方录》中提到：“茶道无非是烧水点茶。”这与赵州禅师“平常心是道”境界是一样的。宋代无门禅师诗偈中“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传达的也是平常心的观自在。

陆羽的忘年之交皎然，是一位诗僧，他在《饮茶歌诮催石史君》一诗中，首先提到了饮茶三个层次境界：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二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皎然的三个境界，“涤昏”是茶的化学物质具有中枢神经精神兴奋作用，让人神清气爽，精神集中之后，思虑益加清明，感受内心与外在环境融合。“清神”是饮茶之后使人神清气爽，思绪更加清醒，内心与外在统一到无限觉受，感受到如飞雨洒轻尘般的清凉境界。三饮便得道，到了这个境界，所有的忧愁烦恼都烟消云散了，这是饮茶的最高境界，“品茶悟道”了。茶之于僧人，可涤寐、清神，更可得道，这种悠然神往近乎禅境，不仅僧人，文人亦向往之。饮茶讲究心灵的平静和环境的清优，参禅品茶，品茶参禅，茶禅一味都是追求境界的提升，僧人们种茶、饮茶，在孤寂的佛家生活中，体悟佛的本性领悟“菩提真谛”，僧人在品茶过程中，体会茶性平和，使人清心寡欲，不生妄念，这与禅宗的哲学思想有相同理念，对于僧人悟道有极大助益。茶与禅宗早已密不可分。 茶禅可说是茶文化的核心根源，道家追求清静无为、修身养性，儒家以茶规范礼仪，佛家用茶思维悟道；文学家以茶书作诗文，艺术家以茶审美鉴赏茶艺、禅宗更是通过茶平和静虑的方式追求顿悟，领悟佛法的真谛。

一个好的茶师，可以是一个禅者，好的禅师，也可以泡出一壶好茶，或是感受一杯好茶的乐趣。由此可见，茶对禅宗而言，是养生用具，亦是得悟途径，更是体道法门，这两种境界同时达成，将两个不同属性合一，衍生出茶禅一味，从而让中华文化传统有了更丰富的底蕴。

宋代临济宗禅师圆悟克勤是最早明确提出“茶禅一味”思想的人，他潜心钻研禅与茶的关系，以禅学思辩品味茶的境界，终有领悟，挥毫写下了“茶禅一味”四字，显现出茶与禅的不可分离与相互映照，并从理念上发扬光大，其著作《碧岩集》在禅门影响颇大，被誉为禅门第一书。圆悟克勤禅师亦曾手书“茶禅一味”，赠予参学的日本弟子荣西，至今禅寺的手书原迹仍被收藏在日本奈良大德寺，日本茶道因此也有了“茶禅一味”的说法，是宋代禅宗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日本茶道的开始是十五世纪茶道之祖村田珠光的时代，其弟子武野绍鸥宣扬的村田珠光的茶汤，将其心法传承给弟子千利休，此后日本茶道树立。冈仓天心在茶之书中说:茶之始为药用，慢慢却成了饮品，在八世纪的中国，茶，更以上流社会的风情雅致，步入了诗句的殿堂。十五世纪时，日本则将其晋升到一种唯美的信仰——茶道唐・玄觉《永嘉正证道歌》曾说：“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纵遇锋刃常坦坦，假饶毒药也闻闻。”只要用心感受，不论行住坐卧、语默动静，只要体会安定自然，万事万物都是禅机，“茶”只是禅修中众多“借假修真”的媒介，无疑的这是禅门茶道的特色。

佛教重视坐禅修行，静心禅坐，聚思悟道，坐禅长达数日，久坐难免困乏，清心提神的茶便应运而生，佛门淡泊人生态度，而茶性净洁，无疑成为最佳饮品，更与僧人结下不可分割的关系。唐代中叶饮茶风俗大兴，据唐封演的《封式闻见记》中纪录了北宗禅习茶的情景：

南方人好饮之，北方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傚，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间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

由此可见禅寺与僧人将茶视为生活习惯的一部分，也说明了寻常百姓茶坊饮茶的盛况，推广了的饮茶风尚。由于唐代盛行的禅宗寺院生活，提倡饮茶，将饮茶习惯仪式化，也因此让饮茶与精神提升的过程有了关联。茶之于僧人，可洗去昏寐，可清神，有如得道般的境界，这是僧人与文人向往的禅境。

茶禅一味的思想，在中国发端，渗透到生活各层面后，进而有许多相关茶礼仪的规范，禅宗对茶礼的规矩要求更是严谨，可说是僧门的礼仪训练，许多禅师以茶提示禅机，阐述茶与禅的关系。但将茶禅一味思想贯彻入微的应算是日本人了，从村田珠光创设“四叠半”的茶席开始，珠光认为学习茶道最忌讳的是，存在内心的我执我慢，因此创设小茶席，与饮茶方式结合，注入禅的精神，以便自悟本性。

集日本茶道大成的千利休，在其传书《南方录》开宗明义指出：宗易云，茶事之茶汤以佛法为第一，修行得道事也。以家居结构、饮食珍味为乐乃俗事之乐也。如若无家，饮食饥饿之事也。此佛之教，茶汤之本意也。小茶席的茶道首先须秉持佛法，进德修业以求悟道，住在豪宅吃山珍海味美食的种种享受，获得的愉悦是世俗的、官能的享受。住屋只要能遮风挡雨，吃饭只求不饥饿的程度，便是佛陀的教义，更是茶道的本意。认为茶道的本质是佛法之现象表现，修行茶道便能得到，亦能获得解脱之道。千利休的高徒山上宗二在《山上宗二记》中记载着：茶汤出于禅宗，因此全然是僧侣之行也，珠光、绍鸥皆禅宗。茶道是从禅宗而来，回归以心为根源的茶道，以禅宗为依归，做为禅宗的行为准则。珠光、绍鸥都是禅宗的门徒。寂庵宗泽《禅茶录》也明确以茶与禅之间的关系为课题，《茶事以禅道为宗》，以体用赋予茶与禅的意味，以一心不乱的空寂为主体，肢体举止为用，茶事之行为皆显佛心之教诲。然而贯彻茶禅一味最彻底的应属千利休孙子千宗旦。他在《茶禅同一味》的著述中提到，如何借由茶道修行以达心悟自省，文中说道：

借由茶事求得自性功夫，别无他法，只要静心专注集中意志力，一心使用茶器而进入三昧的境界。如使用茶杓时，全神贯注于茶杓，无其他念头，放下茶杓时，以敬物的态度将之安放原处，其他器具之使用也一样。再者，使用的器具放妥后，缩手之际，不可松懈，应以相同心情移到下一个使用的器具。点茶如能随着器物的变化，精神维持不变，连贯一气，就是深得点茶三昧了。

“三昧”是禅定功夫的一种，如操作茶勺时，全然专注其心于茶杓，将自身与茶勺融为一体，要做到毫无自体的主体性，便是进入三昧境了。有人认为日本茶道过于重视仪式，过于讲究操作的过程，虽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却偋弃了味觉品尝的愉悦，笔者认为虽然喝茶饮的是茶汤本质，但通过严谨的态度，敬器、敬人的精神，可让人静心品茗，进而敬天、敬地以感恩惜福的心境对待人事物，这就是茶道的基本精神与核心价值。

日本的“茶道”一词在千利休所著《南方录》“觉书”中开始普遍化使用，然而一般而言依然沿袭自中国，称之为“茶汤”。茶道是一种茶叙的仪式，自古以来日本称之为茶汤，而喝茶的叙会则称为茶会。冈仓天心在《茶之书》中说：日本的武士道是“死的艺术”，而茶道则是日本孜孜以求的“生的艺术。”日本茶道将茶事与茶人的生命相关连，在茶道中展现艺术、完善生命，将世俗饮馔之事提升至一种纯粹而唯美的信仰。

729年，日本圣武天皇曾召百僧，讲经赐茶，并派高僧到中国学习佛经，805 年最澄禅师赴中国天台山国清寺留学，回国时携回天台宗经论疏记及佛教经典，同时也将茶种带回台麓山种植，后来空海和尚也到中国取经带回茶籽，所以最澄禅师与空海禅师可说是日本栽茶的始祖。日本饮茶，是于奈良时代通过遣唐使与僧侣将中国饮茶习惯正式传入，后因遣唐使废止而一度中断，直到谦仓时期日本禅师荣西渡宋归国再次带回茶种与茶具，加上《吃茶养生记》的付梓，根据中国寺院的饮茶方法，制定饮茶仪式，大力阐扬饮茶的好处，兴起新的农业形态，开始扩充茶园、著名产地竞相栽种茶树，书中提到：贵哉茶乎，上通诸天境界，下资人伦矣。诸药各为一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而已。称“茶”是上天的恩物，圣药的本源，使茶迅速在国内流行开来。当时更兴起了仿宋的“斗茶”，后来演变成赌博性质，从荣西禅师提倡饮茶养生，到斗茶歪风兴起，曾一度引发知识分子的担忧。

其后村田珠光简化了当时的茶室，舍去华丽与雕饰，还原到一种质朴的感受，改在四个半榻榻米大的小房间举行茶会，依禅宗质朴沉稳寂静的饮茶方式，制定“茶法”，这就是“草庵茶法”，珠光也因此被尊称为日本茶道祖师。完成珠光理想的“草庵茶道”是武野绍鸥。绍鸥采用田舍风“地炉”的设计，建筑“草庵式”茶室，使用日本在地茶具，在质朴中满足于不足，培养真诚的待客之道，绍鸥认为“正直”、“谨慎”、“不骄慢”就是“空寂”。接着千利休更进一步创立“草庵式小茶席”，将这份质朴的感受更完整化的体现在的意境与事物上，完成了“侘茶”以贯彻绍鸥的茶道思想，自此日本饮茶习惯再度盛行。

而日本饮茶习惯正式确立形式制度，建立“茶道”精神，是在安土桃山时代的千利休出现之后。利休时代是日本茶道风气鼎盛的时代，上至公卿贵族武士，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喜爱茶。日本茶道建筑分为室内和室外两个空间茶庭。茶室，其用意是让客人先行至茶庭放松心情，再进入茶室享用茶汤。茶庭又称“露地”，这称呼是由千利休创立，用意是让客人在茶庭静心涤荡世俗欲念，启发清净自性以培养进入茶道世界的情绪。千利休订定“和”、“敬”、“清”、“寂”四规，此乃茶道之精髓，“和”、“敬”指的是主人与客人之间应具备的精神。《茶经—六之饮》云：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 说的是茶汤如做得好，品饮起来珍鲜馥烈，芳香无比，一“则”茶末只煮三碗，茶汤才能鲜爽浓烈，较次的是煮五碗，如果五位客人便煮三碗分饮，七位客人便煮五碗均分。品饮时互相谦让，“和”、“敬”精神很自然贯穿整个品饮过程。“清”、“寂”也写作“静”、“寂”，是一种审美观，这种美体现在“侘”字上，有寂寞、孤独、郁闷的意思。

九松真一是真正落实日本茶道理念的实践者，他将茶道特有的“闲寂精神”与禅结合，呈现了七种美学属性。此即为“不均齐”、“简素”、“枯槁”、“自然”、“幽玄”、“脱俗”与“静寂”。 197 意味面对现实的不完美，能够欣赏缺陷。“清”、“寂”是要求茶室及茶庭应保持清静的环境和氛围，沉稳、安静、平和、内性自悟，是日本茶道文化的元素，从茶道仪式的开始到结束，以静为旨，在无言的静寂中展露，以求得悟，感知唯美，从静中品味动美。茶会以一期一会的心境呈现，实质上就是佛教所说无常的概念，将茶会视为一世一度，用心对待，主客之间心心相映，以礼对待。因为一生只有一次一起喝茶的机会，所以喝的每一口茶都抱着感激的心，格外珍惜，这就是一期一会的概念。

宋代的点茶法带入日本后，演化成今日的抹茶文化，但宋代“末茶”工艺早已失传，现今所见“抹茶”是按日本抹茶标准和工艺生产的现代抹茶，日本茶业中央会对抹茶的定义是由覆蓋栽培的茶叶鲜叶，未经揉捻直接干燥制成茶叶，经石磨碾磨后制成的极细粉才可被冠上“抹茶”的名字，其他所有粉末状的茶叶，都只能叫做“粉末条”。唐宋时期的喝茶方式，是用一只茶碗，将茶叶放入碗中，用类似竹刷子的茶筅，再将茶末置入碗里打出泡沫饮用，即是今日抹茶道的滥觞。而日本禅师传习了这种茶道，也从中国带回一些茶碗回日本，当时这些茶碗并不称“天目茶碗”一般通称为黑釉、建盏、或星盏。但因日本禅师是从中国浙江、安徽边界天目山附近的禅寺将茶碗代带回日本，所以就称为这些茶碗为“天目茶碗”。荣西禅师从中国天目山带回的建盏，现今日本称为“天目碗”，日本抹茶道在千利休推动“清”、“敬”、“和” 、“寂”的茶道精神下，逐渐舍弃追逐推崇唐代茶器的局面，发展了属于的日式风格的茶器，自此日本的在地作家开始受到瞩目，日式风格茶器也开始发展出简约质朴富于精神层次的茶器，与中国茶器的釉药色泽和造形有着明显不同的辨识度。

日本茶道受禅宗影响很大，村田珠光在 15 世纪后期提出“侘茶”的观点，创造了草庵堂，为茶道订下形式和内涵的概念，称为日本茶道始祖。自此茶、禅合一的茶道才真正出现。建立“侘数寄”茶道，是热爱不完整，残缺不全平凡的茶具的意思。主张通过修行领悟茶道的内在精神，是日本最早的茶道思维概念，即崇尚幽静简寂的喝茶风气。茶圣千利休指导乐长次郎烧制“乐烧茶碗”时，结合禅宗思想将茶碗提升至“侘寂”的精神层次，乐烧茶碗历经了近百年的历史，至今仍影响着近代许多烧制茶碗的陶艺家。茶具延续唐代器物作风，有了备前烧及信乐烧等和物，欣赏角度亦由崇尚华丽，转为幽静寂简的残缺美学概念，珠光之前人们以唐物为贵，茶具上讲究华美精致，追求奢侈华丽，而珠光提倡清贫简朴，认为黑色陶器色彩幽暗，具有朴素、清寂之美，以此质朴茶具真心诚意待客既有审美涵养，也具道德情操，这种观念思想来自于禅宗。

室町时代形式极为奢华的“茶书院”为炫耀并展示中国制造茶具，兴建银阁寺，之后千利休革命奢华茶文化与推行美学新思维概念，倡导简朴虚怀、崇尚自然，将四张榻榻米的标准茶室，缩为三张或两张半，将茶室装饰极简化，深化草庵茶的茶禅精神，提倡“侘寂”美学新思维，将“侘茶”的境界推向顶峰，更确立了统一日本茶道精神理念。

日本著名国宝“待庵”，是茶圣千利休创立的茶室，空间仅两个半塌塌米，“待庵”因空间有限，主客需坦诚相见，主客之间任一微小动作都无法闪躲，无法掩饰，彼此相互观照而无所遁形。因此主客之间的举止都需完美得宜，专注于前不得轻松，喝茶可说是一种修行。“待庵”座席前面，位于躏口处上方置有木架，名为“刀挂”，顾名思义是请茶客入屋前将刀具挂上，即要客人一但进入茶室要放下一切，专注于前享受当下。进入茶室，上至皇家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皆须屈躬卑膝，低头进入茶室，意谓众生平等，无形中透露出利休所期待的理想世界。茶室的简朴素净，超脱尘俗，因此被世人认为是真正的隔绝红尘喧嚣的神圣殿堂。

日本的禅艺术毕竟深具日本的民族性格，多数时候有着“以形式完成内在”的特质，因此常以极简风格规范，来达成当下本自具足的生命关照。其中花道、茶道都有这种特性。日本茶道着重思想，很多仪轨操作和器物的完成，并非只是注重外在形式，而是希望借由外在形式去完成内在，在实践过程中，由形入心。即所谓转心成象，转象成心。外在形式的熟练影响事茶者的自信心，茶人熟练掌握茶事仪轨，使茶人操作过程融入茶席中，通过虚实相映，结合“有形”的事实和“无形”的概念，创造茶席意境。所谓“器”，形于手而发于心。武田老师说：“茶道最讲究的是形，先做出形之后，再在其中放入心。”先将外在形式完成后再放入心，融入其中，先行后心的目的在于培养集中精神的习惯与能力，进而以“形心合一”为理想目标，通过茶道精神仪式达到平静沉淀心灵的目的。对繁忙焦虑的现代人来说，饮茶可以不只是单纯品茗，以固定的形式演练操作事茶仪轨，因日本茶道事茶仪轨过于复杂，容易出错，避免出错只有专注于前，心无杂念，抽离现状，处于当下，即便身处闹事，仍然可以让自身处于安定自在的情境。日本茶道的每个事茶细节都是要求高度集中精神，以及活在当下的状态下进行，茶会前的事前准备，也有一定的礼节，个人曾经历这段学习，颇为不解，慢慢从中体会，发觉茶道不能执著于茶的滋味，应是没有刻意的追求，只是通过茶汤的体验沉淀身心灵，甚至是安身立命于此终极信仰。

日本哲学家久松真一《茶道的哲学》写到：

吾等今幸入露地草庵，得参茶道之玄旨，修和敬清寂之法，愿攀前贤古圣芳躅，苟且物流游戏逸乐、趋好事骄奢，偏固流仪技艺堕邪路，坚把持住“侘数奇”缔，专旨心语，观一期一会，道业无倦，事理变修…以茶十德饶益世间。”

最后，简要介绍下当代茶艺。

当代茶席文化主要是在台湾形成气候，或许源于台湾特殊的文化背景。两岸开放，茶人交流，紫砂壶和茶业在台蓬勃发展，加上曾经是日本殖民的身分，文化的交互碰撞，促成这段历史。追溯本源，台湾的茶席文化源自于福建小壶泡法的功夫茶，功夫茶也称老人茶，泡茶用具及程序极其讲究，流行于潮汕地区，潮汕人将茶叶称“茶米”，所谓“可一日无米，不可一日无茶。”喝茶已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习惯，亦称为潮汕泡。功夫茶融入江南文人的雅致茶艺，加上受到日本茶道美学的影响，形成独特的台湾茶艺活动。

受到明代品茗很深的影响。明代许次纾《茶疏》《烹点》中记载：

先握茶手中，俟汤既入壶，随手投茶汤，丛盖覆定。三呼吸时，次满倾盂内，重投壶内，用以动荡香韵，兼色不沉滞。更三呼吸顷，以定其浮薄。然后泻以供客，则乳嫩清滑，馥郁鼻端。

茶道呈现的境界乃是简朴、俭约的，它涵概了精神和艺术的层面。茶席如同行动绘画，更是一首无言的诗歌。追寻生命的底蕴，艺术是作为敲门砖而存在的。“茶席”则是茶道的具体呈现，方式包括整个茶席空间和演绎过程的设计，如茶器具的配置、演绎步骤、冲泡技巧等多元具足。通过看不见的精神美，看得见的器物配置美感、事茶者的语言、仪轨操作的肢体形式，呈现出茶道之美，在泡茶过程中证悟茶道精神。

陕西作家丁文认为；“茶艺是茶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茶艺指的是制茶、烹茶、饮茶的技术，技术达到炉火纯青变成一门艺术。” 因此所谓的茶席展演不只是科学的将茶汤完美表现，更要以艺术的方式泡一壶好茶，不但要掌握茶叶鉴别、水温、冲泡时间、动作仪轨等技术，在冲泡操作过程中以艺术美感方式呈现。茶席展演过程呈现的冲泡技艺，让人有安定专注于前的美好享受，不但茶器摆置具有美感、茶汤呈现美味，也蕴涵意境的美感。

古籍上并未见“茶席”一词，明代茶艺行家冯可滨的《岕茶笺》中罗列了“饮茶食十三宜”。曰：品茶也，无事。佳客。幽坐。吟咏。挥翰。徜徉。睡起。宿醒。清供。精舍。会心。赏鉴。文僮。其中所说的“清供”、“精舍”，指的就是茶席的摆置。

茶席，是以“茶事”为基调，以茶为核心，茶器具为载体，通过事茶人以事茶礼仪，在特定空间结合花艺、画轴或雅乐等艺术，建构特殊氛围的品茶空间，既蕴含茶道的抽象哲思，也呈现具体的仪式美学，既是事茶者的一方天地，也是品饮者身心的释放，这空间的内涵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却都是以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追求为诉求。

写作《茶席》一书的池宗宪说：“将茶席看成是一种装置，是想传达摆设茶席茶人的一种想法，一种漫游于自我思绪中，曾经思索想表达的语汇，将茶席成为一种自我询问与对话的作业模式。”

茶为客观事物，“茶艺”则是人所创造出来的美好事物。茶可以只是生理上解渴的需求，亦可将之提升至精神层次的享受，进入艺术境界的美学领域，通过审美的美感营造空间情境，融入茶文化意涵的品茗体验，在日常生活中付诸实践，增进生活逸趣。

最后，写作过程中记忆不清的部分参阅了如下书籍，供参考：

丁文，《中国茶道》

吴觉农，《茶经论述》

洪启嵩，《问茶解禅》

章柏年书，《唐陆羽茶经》

陈香白，《中国茶文化》

葛兆光，《中国禅思想—从 6 世纪到 9 世纪》

郑培凯、朱自振，《中国历代茶书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