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一个叫阮一峰的青年在查阅国家标准的过程中，“无意发现”两个国家标准：《本人成分代码》、《家庭出身代码》。

《家庭出身代码》如下：

工人1；社员2；农民3；雇农4；贫农5；下中农6；中农7；上中农8；富裕中农9；干部10；革命军人11；革命烈士12；职员14；城市贫民15；自由职业16；店员17；小手工业者18；小商贩19；商人20；小业主21；游民22；资本家23；房屋出租25；小土地出租26；地主28；富农29；富农兼工商业30；地主兼工商业31；职员兼地主32；破落地主（破产地主）34；管公堂35；旧职员41；旧军官42；旧军人43；旧官吏44；华侨手工业46；牧民50；奴隶52；农奴53；领主54；土司58；土司头59；百户60；千户61；其他99。

这个标准号为GB 4765-84的国家标准，规定了家庭出身的代码，适用于人事档案管理、社会调查、公安户籍管理等工作。它产生于1984年。当时，随着人事管理从手工向计算机过渡，急需形成资源共享网络。而“家庭出身”，是人事管理信息系统指标里的重要一项。

该标准解释，“家庭出身”系指本人取得独立经济地位前或参加革命工作时的家庭阶级成分。通俗的理解就是，父辈的“阶级成分”，即是你的“家庭出身”。

划分阶级，明确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这样一种论点，始于1927年。这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研究出的结论。

1927年，国共分裂，中共被国民党疯狂镇压，而此时，大批知识分子党员退党。党内领导层认为，知识分子在危难关头容易动摇，究其根源，即是他们所受的敌对阶级的思想影响，以及他们与旧阶级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与此同时，农民出身的党员，普遍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忠诚度高，革命彻底性强。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城市人口也被定为各种不同的阶级成分。至此，全国所有的人，开始拥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身份标签：阶级成分。

“黑老鸦生的白蛋，孵出来的还是黑老鸦。”这是1947年中共晋绥分局领导用的比喻。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划分农村的阶级成分，一般均需追查其前两代、三代的经济状况。有的甚至要从乾隆年间和同治年间所立的碑文去查证。土改工作队认为，那些已经破落的人，也不能轻易放过，因为“他们前两辈子压迫人，好活了，这辈子不给他们黏上些封建，那太便宜了他们”。

尽管如此，在解放初的几年里，家庭出身不好的年轻一代，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他们入团、入党，“丝毫没有家庭出身不好的政治包袱”。

不过，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很久。

据开封育才中学高59届的学生袁剑平回忆，当年200余同届考生，除了不愿升学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学，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后来得知，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或者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

当时这样做的，不是开封育才中学一家，也非河南一省。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评定学生成绩时和提拔师资的时候，应首先注意政治觉悟。

同时，全国高等学校招收的新生，工农家庭出身和本人是工农成分的比例不断上升，一个数据是，1953年为27.9%，1958年上升为55.28%，1965年上升为71.2%。

不仅仅是升学，出国、晋升技术职务、毕业分配、工作使用等许多方面，“家庭出身”都成为重要指标。一个基本原则是，优先选拔出身于工、农、革命干部等家庭的“根正苗红”的子女，同时限制剥削阶级子弟向上流动。这种氛围不断积聚和加重，在“文革”中达到极限。

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地、富、反、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社员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享受与其他社员一样待遇。不仅仅是农村，在城市，随着一系列的平反，阶级身份体系也逐渐开始消失。

1994年，在“全国干部、人事管理信息系统指标体系分类和代码”里，依然有“本人成分”和“家庭出身”，直到2002年才取消了这两项指标。2004年，“因为基本上没有单位用了”，《家庭出身代码》国家标准被废止。

(贾文舟摘自《时代教育·国家历史》第2期 作者杜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