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

这是郭沫若代表诗集《女神》中极具奔放浪漫色彩的一首诗歌——《天狗》。

郭沫若的《女神》被称作是开一代诗风的新诗集，是中国浪漫主义新诗开山之作。

闻一多评价郭沫若是：“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20世纪底时代的精神。”

郭沫若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广为人知，给人以浪漫新诗体开创者的文学家印象，但为大众所不知的是，他同时也是一位造诣颇深的书法大家，对此曾有人说道，郭沫若不配给黄帝陵题字，而启功先生也对此作出回答：“先到街上看看中国银行，再回来评判吧。”

以他名字命名的书法字体“郭体”气势豪迈，不拘一格，郭沫若的书法作品以行书、行草书居多，笔墨行走间挥洒磅礴，遒劲飞动。

2015年在广州举行的一场拍卖会上，郭沫若书写的“建设”大字书法作品，拍下了1610万人民币的天价，创下了郭沫若书法作品拍卖最高交易价格的纪录。

而这并不是郭沫若书法作品第一次拍出千万价格，早在2011年，郭沫若书写的《沁园春·雪》书法作品就拍出了977.5万元的高价，几近千万元。

那郭沫若的书法为什么如此受追捧呢？他的书法作品到底好在何处，我们首先要聚焦在郭沫若本人身上。

01 青年求学，弃医从文

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出生在四川省嘉定府乐山县（现乐山市）的一个富裕地主家庭，家族昌盛，郭沫若在书中介绍自己的家族为：“入蜀四代而至秀山公（沫若祖父），族已昌大”。

家境较好的郭沫若从小接受着良好的教育，在接受传统经书子集学习的同时，还接受着外来的新兴进步教育，这对他艺术观、文学观影响颇深。

郭沫若在这种教育的耳濡目染下逐渐成长为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青年，敢于反抗封建专制力量。

他曾因反对教师专制，参与罢课要求校方及政府交出打伤学生的肇事者，而两次遭学校开除。

先后的两次被学校开除，反而使郭沫若越挫越勇，在校外他积极宣扬民主进步思想，积极参与民主解放事业，响应辛亥革命号召。

在1914年春，意图进一步深造知识接触民主思想的郭沫若在大哥郭开文的资助下赴日留学，进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医学知识。

在日留学期间，他接触了大量外国文学家的作品，启发了自己对文学的浓厚兴趣，感受到文学对于民众解放的力量，深思熟虑后，郭沫若决定弃医从文。

1921年郭沫若创作的新诗集《女神》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作品洋溢着浓厚的奔放浪漫主义气息，是中国新诗的革命性开山之作，郭沫若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

郭沫若在文学领域开创了新诗的先河，推动文学革命发展。

在译著事业上也是颇有成就，他翻译了大量的外国经典文学作品，包括《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战争与和平》等具有时代代表意义的巨著，对我国现代文学影响巨大。

郭沫若先生在戏剧方面也创作出不少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代表作《高渐离》《蔡文姬》。

不仅如此，郭沫若在我国考古事业方面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这样一个文、史、书法界都赫赫有名的全能大家，为什么后人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呢？

甚至有人评价他为“千古罪人”，这一切皆因郭沫若本人的人品有缺，特别是在婚姻道德方面令人诟病，使他成为赞扬与批评集于一身的争议中心。

02 德行有亏，才子流氓

郭沫若与鲁迅先生的针锋相对在当时就是舆论的焦点，更是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二人在文学创作上的观点相左，又有无良记者媒体从中煽风点火，各种未加证实的谣言传得有鼻子有眼，更加激化了两人之间的矛盾。

传言郭沫若曾攻击鲁迅为“衣冠禽兽”，而鲁迅先生自然要发文回击，便讽刺郭沫若为“才子加流氓”。

这一来一往让世人看了个热闹，更有好事者认同鲁迅对郭沫若的评价，笑称“完美总结了郭沫若的人生”。

“才子”一词我们都理解何意，毕竟郭沫若在文学上的创作水平之高担当得起才子一词，而“流氓”一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郭沫若在德行上最令人诟病的便是他先后抛弃了三个妻子的事实，这不仅是对三位女性的伤害，更是对子女以及家庭的不负责任。

在那个封建制度统治思想的年代，郭沫若的第一任婚姻可谓是父母包办婚姻的悲剧，他的第一任原配妻子叫张琼华，是一个相貌平平、没有太多文化的普通女人。

郭沫若打心里抗拒这桩婚姻，更是觉得这样一个平庸的女人配不上自己，在新婚的第六天便远走日本，抛下了张琼华独自一人。

由于二人并没有什么夫妻生活，所以自始至终也没有儿女出生，但即使张琼华没有被郭沫若承认过妻子的身份，生性善良淑德的张琼华也在郭家尽到了自己做儿媳的责任。

她一直尽心尽力地照顾着郭沫若的父母，而直到张琼华68年后去世，郭沫若也从未想起过这个任劳任怨的原配妻子，更别提照顾了。

郭沫若的第二任妻子正是他在日本留学期间认识的，名叫佐藤富子，是一名医院的看护员。

佐藤为了能够与郭沫若在一起，甚至与家中断绝了关系，一心只想跟随郭沫若左右。

据说郭沫若对佐藤是一见钟情，在见到佐藤第一面的时候，他就被眼前女子的美貌与曼妙身材迷住了，两人婚后育有五个孩子，着实度过了一段幸福的婚姻生活。

可惜好景不长，郭沫若故态复萌，不久他便厌倦了这种生活，正值中日战争爆发，他想回国去做出一番事业，于是郭沫若不辞而别，抛弃了妻子和五个子女。

失去丈夫的佐藤富子承受着周围人的指点与羞辱，独自将孩子抚养长大。

建国后佐藤富子来到中国寻找郭沫若，但郭沫若却逃避不见，没有一点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担当，着实令人不齿。

在与佐藤的婚姻中，郭沫若就已显露出他风流无耻的行径，他先是出轨于来到东京公干的《大公报》特派记者于立忱，回国后又抛弃于立忱转而与其妹于立群同居。

于立忱无法承受这件事所带来的痛苦和折磨，不久便选择自杀，而唯一知道实情的郭沫若却向于立群隐瞒了与其姐姐的往事。

一直等到郭沫若去世，于立群在收拾遗物时才发现这桩尘封多年的往事，她后来选择自缢，也很难说与这件事没有关系。

郭沫若不负责任的情感观念伤害了多个无辜的女性，对儿女也是一种伤害，这就不怪引起了舆论的愤怒，惹得多名作家对他口诛笔伐。

03 文人书法，气势豪迈

当代读者和评论者对郭沫若的评价分化为两级，一种批评他在道德生活中的左右摇摆、不负责任的“浪漫多情”。

然而这种多情浪漫的气质更是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与书法作品中，郭沫若在文学书法上的天才与道德层面的瑕疵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他褒贬不一的复杂人生。

郭沫若的书法作品以爽朗洒脱、奔放豪迈著称，在他的书法中，可以感受到字里行间蕴藏的浪漫主义特点，不局限于传统的书写方式，大胆创新，挥洒自如。

与诗歌相比，其实书法陪伴郭沫若的时间更长一些，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家中就有意培养他的书法兴趣，一直到郭沫若青年时期，他的书法才能才逐渐显露出来。

郭沫若是典型的文人型书法家，他的笔墨间更多展现的是自身的才情和艺术表达，是自身文人习性在宣纸上的外显，他的文学创作以奔放浪漫著称，化在笔端自然也是潇洒自由的体现。

文人书法创作不沉吟于固定的繁琐技巧，着重表现的是心性与审美情感，是自然、不经雕琢的内心世界。

作为文人，他们往往都对艺术创作有着独特的见解，对单纯的书法技巧不屑一顾，认为以展示高深技巧为目的的书法作品犹如一潭死水，空有技巧而没有感情。

文人型书法创作注重的是情感的宣泄和境界的表达，以展示自我为主要目的。

因此对于郭沫若的书法成就评论界总是褒贬不一，认同其作品风格的称其是“浑然天成、挥洒自如”，而不认同其书法风格的则认为“缺少技巧，字中多败笔，甚至不能称为是字。”

两种相去甚远的评价让郭沫若的书法作品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勾起无数人想一览观之的好奇心，也促使他的真迹作品价格越拍越高，甚至炒上了八位数的天价。

郭沫若爱好考古，国内的名胜古迹大多留有他的足迹，同时作为书法大家的他每每触景生情，便在此处题词，留下了大量的题字书法作品。

陕西延安的黄帝陵修缮完毕后，需要有人来为黄帝陵题字做牌匾，有人找到了毛主席希望主席可以为陵题字，但毛主席转而推荐了郭沫若，认为郭沫若的书法造诣比自己更高，更适合在此处题字。

“黄帝陵”这三个大字一题，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惊叹，大字气势磅礴，雄浑厚重，与千古一帝的“黄帝陵”相得益彰，这块书写“黄帝陵”的石匾也随之成为旅客们前往该地游玩时必去的打卡点。

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启功先生就对郭沫若的书法作品赞赏有加，认为郭沫若实属书法大家。

如果有不认同的不妨去看看大街小巷挂着的“中国银行”四个大字，甚至说“唯有郭先生才能有此大手笔，我等不及太多”，这足以显示出郭沫若的书法水准在业内的评价之高。

郭沫若的众多题字中，地位最高最常见到的两处题字，一是为故宫博物院牌匾的题字，二是为中国银行题的四个大字。

许多人都去过故宫博物院，在博物院神武门上，挂着题有“故宫博物院”五个字的牌匾，这正是郭沫若先生的手笔。

早在1925年，故宫博物院首次开放之时，牌匾题字便是由博物院创建者之一的著名书画家、教育家李石曾用颜体书写而成。

到了1971年，故宫博物院重建完毕，需要更换新牌匾时，按照领导的意见，由郭沫若承担了题字的任务，正巧郭沫若对颜体楷书同样颇有研究，由他来题字再适合不过。

从此，挂有郭沫若题字的故宫博物院牌匾便高悬神武门之上，以挥洒磅礴的气势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们。

中国银行作为中国国家直属建设的国家级银行，新中国建立后，伴随中国与多个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中国银行也在世界各地都建设了分行。

为了更好展示国家形象，体现中国国风特色，有人提出要重新题写“中国银行”四个大字作为装点的门面推向世界。

在人选会上郭沫若的名字再次被提起，在南汉宸先生的郑重邀请下，郭沫若接受了这项重要的任务，他将自己关在书房中前后斟酌了好几天。

在多幅作品中选出了自己最为满意的一幅字，交给了南汉宸先生，南汉宸先生见了作品也颇为满意，连连点头称赞。

就这样，由郭沫若题写的“中国银行”便成为了国家银行的“门面”。

结语

我们不应站在今人的立场上去大肆贬毁古人，应将其放进生活的大环境大背景下展开客观评价。

郭沫若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人物，他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的突出贡献是无法被泯灭的。

不仅如此，他在甲骨文、史学研究、戏剧创作、书法、艺术等方面都有着较高的造诣，这类全能的学者在二十世纪中国史上并不多见。

对郭沫若的评价反思，要坚持科学客观的态度，以平和的心态看待他留下的知识财富。

近年来贬斥郭沫若几近成为舆论的主流，无论是掌握基本情境的研究者亦或是跟随探讨的大众评论，对郭沫若从内在人品到外在文学成就都肆意鞭挞个遍，可谓是字字诛心。

有些言语已经上升到人身侮辱的层面，这不得不说是极端与片面的，有不同意见是好事，不同的角度可以促进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理解与分析，但要注重立足事实，分清主流与支流。

在客观评判郭沫若为人之过的同时，承认他为现代文学、新文化革命等所作出的贡献。

人性是复杂的，所谓人无完人，阴暗与光明是相对而生的，没有阴暗，光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天才也会有平庸、甚至不堪的一面，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

正如闻一多所评价的那样：“如果他说了十句，只有三句对了，那七句错得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辩证，那说对了三句，就为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